年度报告摘要-2020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 cre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in October 2000 with the legislative mandate to monitor, investigate, and submit to Congress an annual report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he b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where appropriate, to Congress for legisl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action.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由美国国会于2000年10月设立，立法机构授权其监测和调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影响，并每年就此向国会提交一份年度报告，同时就相应的立法和行政管理举措酌情向国会提出建议。

Index / 索引

	引言
	内容提要
第 1 章：	美中全球竞争
	第 1 节：	实力和影响的全球较量：中国对于跟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的看法
	第 2 节：	中国模式：中央王国的回归
	第 3 节：	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目标
第 2 章：	美中经贸关系
	第 1 节：	年度回顾：经济与贸易
	第 2 节：	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对美国构成的风险
	第 3 节：	美中在医疗保健和生物技术领域的联系
第 3 章：	美中安全、政治、及外交事务
	第 1 节：	年度回顾：安全、政治、及外交事务
	第 2 节：	中国不断增强的力量投射和远征能力
第 4 章：	台 1 湾
第 5 章：	香 1 港
	委员会的关键性建议
	委员会建议的综合清单
第 1 章：	美中全球竞争
	第 1 节：	实力和影响的全球较量：中国对于跟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的看法
	第 2 节：	中国模式：中央王国的回归
	第 3 节：	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目标
第 2 章：	美中经贸关系
	第 2 节：	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对美国构成的风险
	第 3 节：	美中在医疗保健和生物技术领域的联系
第 4 章：	台 1 湾
第 5 章：	香 1 港

Introduction / 引言

2000年国会设立了本委员会，以监测和报告美中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多年来，我们一直追踪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承诺的国际责任，包括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出的承诺。20年后，中国共产党（CCP）选择性地坚持其全球经济、贸易、和政治义务，放弃了对国际舆论的任何顾虑。现在，中共设想自己处于某种新型的等级制全球秩序之上，在这种秩序中，世界默许中国的世界观，同时为其提供市场、资本、资源、和人才。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将公众注意力集中到中国，但中国的雄心既不是新近才出现，也不是什么秘密。数十年来，中共通过产业政策和规划文件、领导讲话、及军事指令已经明确展示出其雄心。无论如何，在习近平总书记治下，中共正在国内和全球咄咄逼人地宣称其利益。

过去，中共将其主导经济的尝试集中在钢铁、铝业、运输等传统行业。它现在的目标是主导全球最新、最前沿的行业，包括生物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及清洁能源。虽然中国产业政策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但政府的战略和目标仍然沿袭重商主义和强制性工具：迫使外国企业将技术转让给国内竞争对手以获得有限的市场准入，对国有企业和国内领先企业提供慷慨补贴，利用包括网络盗窃在内的非法手段来获取宝贵的知识产权和大量数据。

中国的安全法威胁要逮捕任何批评中国、其领导人、或其政策的人。这种威胁现在扩展到中国境内的美国人，以及居住或前往与中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的那些人。外国记者生活在被拘禁或驱逐的担忧之中。

中共声称要保护中国人民的利益。不过其真正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自身的存在并增强自身的权力。党的领导人认为任何批评的信号都对中共的统治构成太大的风险。中共的反应严厉而迅速，无论是对单个医生发出的出现新冠病毒的健康警报、来自内部的批评，还是对香港数百万支持民主的和平示威者。今年，中共采取了新的措施来压制批评者并阻止信息流动。

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为表明这个政党不能容忍任何反对其利益的迹象，也无意履行其国际承诺。中共迅速而残暴地在香港实施严厉的限制，用北京起草和指令的法律绕过公民权利、地方政府、及立法机关。中共把内地职权延申到香港，逮捕了数百人，威胁数千市民，这些市民只是要求中国履行其保证香港在法律、社会、及经济生活中“高度自治”的承诺。中共明目张胆的动用权力违反了在联合国登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但这并没有限制住其行动。回应全世界的批评时，中国港澳办主任确认了中共的新作法，并回答说：“中国人在意别人的想法、仰视其他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去不复返了。”

从对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管理不善，到在香港实施全面直接的威权统治，再到南海的持续军事化，中国一再违反自己的承诺和国际义务。凭借其经济实力，中国无视各种国际规则和规范或来自国际社会的谴责，引发了对中共未来政策走向和行为的严重担忧。中共利用军事或其它胁迫手段强行吞并台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台湾蓬勃发展的民主和公民社会是对中共声称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终极驳斥。

随着中共加快其对全球权力和领导地位的索求，本报告表明，中国将其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视为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的蓝图。中国在非洲大陆对技术和国防至关重要的采掘业的主导地位，加上其对媒体和政党的影响力，是其目前在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在内的其它地区采用的多维方法的关键要素。

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成为其向远离本土之地投射力量和影响的模板。那些活动包括在吉布提建立起称之为“后勤设施”的军事基地，动用中国军队参与到违背其联合国义务的维和行动，以及掠夺性经济行为伴生的政治投机和抵触。中国企业在不断扩张的“一带一路”沿线建设潜在的军民两用港口和电信网络，体现出其军民融合战略和扩张主义目标相互深化的本质。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日益现代化的部队；正在加强其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兵力投射能力，籍由在印度洋展开例行性的行动，初步涉足南大西洋，发展在太空和网络领域向全球投射力量的非对称能力。中共在和平时期把武装力量作为胁迫工具，在台湾周边和南海进行大规模的恐吓演习。今年在中印边境挑起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致命冲突。

中国不断升级的侵犯行为没有逃过外界的目光。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企业人士、民间团体带头人、及普通市民都已经意识到中共的野心和策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接受中国的强制性贸易、技术产品、及服务条款时都变得更加警惕。没有什么趋势比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限制措施更能体现这种舆情的转变，这些措施限制因其国家安全法而受制于中共的中国公司接触5G基础设施。

除报告美中关系的现状以外，本委员会还关注中共的政策走向在新的场所和范围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今年，我们考察了中共如何在新的竞争领域推进其利益。在联合国保护伞下聚集区域伙伴的国际组织中，中国正在将其信任的官员，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还是其他易受中国影响的人，安置在关键的领导职位上。长期依赖外国技术，中国正在努力影响新兴科技的国际技术标准，以推升中国的公司和技术成为新的全球标准的基础。中国在这些组织中累积的影响力今年得到充分的展示，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公开称赞北京应对新冠疫情的透明性和及早反应，尽管北京采取极端措施来封锁信息，同时允许受感染者在国内和国际旅行，从而引发全球大流行。与此同时，世卫组织因应北京的要求，阻止台湾参与全球大流行的有效应对，尽管台湾提早公开发布信息，以及堪称典范的疫情控制和预防成果。

虽然习总书记和执政的中共试图树立自信的形象，但他们对全世界的批评充耳不闻，这种反应显示出未来可能存在的危险。通过压制所有的批评和异议，习总书记创造出一间危险的回音室，让中国政府容易误判形势。无论如何，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不能单纯地等待中国现任统治者下台，不能错误地冀望某种革新或政策改变。中共对中国人民的镇压，特别是对维吾尔族和藏族的暴行，可能已构成反人类罪，甚至是种族灭绝罪。对中共虐待蒙古族的担忧也在日益加剧。

中共采取了明确和系统性的行动，以掏空全球治理机构，镇压内部的反抗，压制香港及中国周边地区的人民自由，控制全球经济资源，以及投射军事力量。这些行为威胁到美国的切身利益、以及全球越来越多国家的安全和活力。

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将继续构建一套新的全球秩序，排斥在后冷战时代支撑各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局面的利益和价值观。过去的20年充斥着中共的失信。面对中国预想的新秩序，没有理由相信中共承诺的“双赢”方案、相互尊重、以及和平共处。美国和盟国领导人制定政策和计划、明确全球自由的前提并塑造我们的未来之时，清醒地理解中共对抗性的国家安全和经济雄心至关重要。

Executive Summary / 内容提要

第 1 章：美中全球竞争 / U.S.-China Global Competition

第 1 节：实力和影响的全球较量：中国对于跟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的看法

中国正在跟美国进行实力和影响的全球竞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将美国倡导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视为其外扩雄心的根本障碍，也是对其国内统治的生存威胁。中国领导人将美国评定为危险而坚定的对手，由此影响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战略、经济政策、及军事规划的几乎每个方面。虽然这场竞争的元素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清晰可见，但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治下，竞争愈演愈烈。

通过其现代化努力，中国已成为前所未有的经济竞争对手和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能够对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造成严重伤害。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交往已被证明是其经济快速成长的关键推动力，不断增强北京的自信，让其相信能够实现匹敌并最终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主导者的长期雄心。与此同时，北京加强了外交活动，更多使用经济和军事胁迫作为支撑，在华盛顿与其盟国之间挑拨离间。

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对美国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随着中国领导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他们越来越自信有能力扩展中共的威权价值观和压制行为，进而损害美国及其劳工、企业、和盟友。中国政府在实现其经济、外交、和军事目标方面持续取得成功，这可能会让美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延缓几十年，流失掉好工作，导致贫富分化，让世界各地的专制独裁者更加胆大妄为，未来在印太地区发生冲突时阻挡美国为其盟友和伙伴提供军事支援。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北京长期以来抱持匹敌美国的雄心，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过去15年，随着经济技术实力、外交影响力、及军事能力的增强，中国将重心转向超越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2年习总书记上台后，中国领导人越来越积极地追求此目标。
中国领导人将美国视为首要的对手，也是最有能力阻止中共实现其目标的国家。在后冷战时代的近30年里，北京多管齐下，以削弱美国的全球优势和吸引力。中国领导人越来越积极地抓住机会，展示中共的一党专制治理体系和价值观，将其作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替代模式。
中国与美国竞争的态度是基于中共认为美国是危险的意识形态对手，试图限制其崛起，损害其统治的合法性。近年来，中共认为华盛顿倡导自由民主理念所构成的威胁在增强，尽管党反复强调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北京在其更广泛的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看待跟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从2006年开始，随着中共通过一波又一波的产业计划培育国内生产和创新，作为全球经济和技术领先者的美国成为追逐和超越的目标。
中国最近的产业政策浪潮是2016年制定的创新驱动型发展战略，包括中国制造2025计划，政策制定者籍此推动中国数字生态系统及相关监管架构的发展。中共认为，中国正碰上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可以控制一系列革命性的网络技术，包括高速互联网、传感器、电信工程、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这样操作可以让北京超越美国和其它强大的竞争对手，引领下一代全球创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将美军视为其首要的战略对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与美国军事力量之间的巨大差距。2004年，解放军引入其认为可以击败传统优势对手的新概念，将重点转移到着力在某些作战领域超越美国。
为获得相对于美国军力的优势，解放军的长期战略包括发展“信息化”能力，以及开拓表面看来是民用的信息系统，可能包括中国公司在海外建设的那些系统。作为辅助，解放军还在发展网络攻击、太空和反太空能力、以及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同时扩展其在更加远离中国海岸的位置阻隔和威慑美国军队的能力。

第 2 节：中国模式：中央王国的回归

中共认为自己正在跟美国和其它民主国家就世界秩序的未来展开系统性的斗争。北京寻求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力量来改变国际秩序，最终使其压制性的治理体系合法化；扩展其经济、安全、和政治利益；并让中国回复到其应有的世界中心地位。中共希望其它国家接受，即使不称赞，其威权主义、一党制治理模式可以作为自由民主制的更好替代方案，同时寻求输出其模式元素，在国际上普及这种规范，即权力而非基于规则的问责制是政治权威的合法基础。中共希望重塑全球治理，最终让中国能够不受现有规则秩序的约束。这些目标早于习总书记掌权就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对美国的利益、国际机构的廉正、及全球的自由民主构成长期挑战。

中国政府正在塑造和颠覆国际治理体系，以符合北京自己的原则，其原则直接与普世价值和个人权利背道而驰。北京利用经济杠杆在联合国和其它组织中确保其它国家支持这些替代价值观，同时利用在联合国机构的领导地位来推进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比如边缘化台湾。与此同时，通过包括“一带一路”倡议（BRI）在内的其它以中国为中心的组织构成的平行秩序，中国正在建立由其领导的综合性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北京试图利用其在此平行新秩序中的核心地位来榨取全球化利益，利用其它国家的网络和资源，同时限制别国进入自己的市场。北京还利用其影响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经济模式元素，这些元素胁迫私营企业，危及法治，支持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部门和腐败的商业环境。

作为其塑造全球治理并成为主导力量的雄心壮志的组成部分，中共试图支配新兴技术的发展，确保如何部署这些技术的规范和价值标准会助推其地缘政治目标。为此，中共着眼构建中国在各种国际标准化机构中的领导地位，输出中国的技术标准、设计特点、以及让不同产品能够协同工作的产品规格。由于中国政府将技术标准作为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的工具，中国的雄心可能会破坏有机产业主导的创新，这种创新让美国的技术生态系统蓬勃发展。此外，中国对信息和电信技术的影响力，包括用于监控的互联技术及互联网的构建模块，为气味相投的威权政府提供了压制本国人民、控制信息流动的工具，同时支持中国的监控和数据收集项目。

如果北京成功地将其治理观念正常化，其结果可能会损害世界各地的个人权利。低估北京凭借其现有能力改变国际秩序的意图，可能会延迟作出反应，甚至为时太晚，不再能维持过去¾个世纪以来人类生活和自由空前繁荣的开明公正的国际秩序。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中共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使其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和威权治理体系；想要其它国家不仅默许其特权，而且承认中国在按等级划分的世界新秩序中应当处于顶端位置。
中共主导全球的野心贯穿其始终：自毛泽东以来的每个中共领导人都宣称，党最终将证明其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优于世界其它制度。在习总书记治下，中国政府更积极地追求自身利益，在国际上推广其模式。
中共着眼构建的国际体系是，在其中北京可以自由地影响别国的行为，进入别国的市场，同时限制别国影响其行为或进入其市场的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中共提出的替代性全球治理体系，显明地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想当然地认为北京及其支持的非自由规范和制度应该是引导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中共试图利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来宣传自己是负责任的、仁厚的全球领导者，并证明其治理模式优于自由民主制。到目前为止，北京似乎并没有改变多少想法，如果有所改变的话。已经对中共的意图持怀疑态度的国家认为，其未能从源头控制病毒，并隐瞒信息直到太晚而无法避免全球大流行。已经倾向于对北京有好感的国家则赞扬其应对大流行的反应。
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蓝图和试验台。该倡议没有成员章程或正式规则，而是基于非正式协议和双边交易网络，以中国为中心，其它国家为辐条。这个框架让北京可以任意行事，并以强势方的身份发号施令。
中共试图改造现有的国际治理机构，增加其在这些机构中的领导和职能职位，并改写它们的运作规范，从而与中国的国际关系模式保持一致。中共在这些机构中建立起联盟，籍以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并将其政治优先事项描述为国际共识。
在某些情况下，北京会绕过现有的体系，创建从一开始就可以施加影响的替代性国际机构；在可能的情况下将美国和欧洲大国排除在这些机构之外，在某些情况下，美国选择不参与。
中国政府将技术标准视为促进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政策工具；系统性地努力扩展其在制定国际标准的组织中的影响力，把中国的国民安置在关键的领导和职能职位，并推动由其产业政策支撑的标准。

第 3 节：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目标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重振了与非洲国家的长期联系，为实现其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导者的雄心而将非洲大陆置于中心地位。北京将非洲视为输出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试验场，相信如果更多非洲国家效仿中国的治理体系，那么北京可以更容易在非洲大陆和全球推进其战略目标。为此，中国政府定期接待非洲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参加培训班，其中不少强调中国专制治理模式的优越性。中共从与非洲国家的政治接触中获得影响力，再用来争取非洲对其地缘政治目标的支持，从而削弱美国外交在非洲国家和国际体系中的影响。

经济是北京的非洲战略的重要支柱，中国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今，中国也是非洲最大的双边债权国。虽然中国在非洲经济体中日益增长的存在可以为许多国家带来急需的基础设施，但中国政府缺乏透明度、问责制、以及不遵守全球发展标准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包括其对腐败和压制行为的支持。北京日益增强对于诸如钴等非洲重要商品的供应控制，可能威胁到美国取得新兴技术所需的原料。此外，中国的基础设施融资通常要求由中国企业来完成项目，剥夺了非中国企业在许多非洲国家的重要商机。

中国的贷款还可能在部分非洲国家造成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可能让这些国家容易受到中国政府的胁迫。另外，美国和其它负责任的贷方可能最终在债务减免工作中承担过大的负担，实质上是在救助北京不负责任的贷款行为。在大宗商品和基础设施继续主导中非经济关系的同时，中国也越来越关注非洲的新兴数字经济。中国企业已经主导非洲的手机市场，并加大了对风险资本市场的投资，为中国在非洲制定新兴技术的标准提供了机会。

虽然中国试图将其在非洲大陆的可见军事存在最小化，但仍然多管齐下与非洲国家进行安全接触，以支持其政治、经济、及军事利益。北京主要依靠私营军事承包商和非洲合作伙伴来保护其投资，同时想要利用其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体系中的影响力来推进其在非洲的经济目标。中国在吉布提的永久军事基地提升了其在非洲大陆部署和维持军队的能力，而对民用港口的大量投资可能会导向军民两用安排或未来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展在非洲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那么将来在东亚发生冲突时，解放军可以阻止美国海军在西印度洋甚至南大西洋的行动。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将非洲国家置于提升中国全球影响力及改变国际秩序的核心地位。在过去的20年里，特别是2012年以来在习总书记治下，北京推出了新举措，将非洲转变成为试验场，输出其一党专制统治下由国家主导经济增长的治理体系。
北京利用其在非洲的影响力获得对非洲自然资源的优先准入，为中国出口商品打开市场，并争取非洲支持中国在非洲大陆内外的外交优先事项。中共针对不同的非洲国家灵活调整其作法，目的是灌输对于中国的另类政治和治理体制的赞赏和效仿。
中国依赖非洲进口化石燃料及生产新兴技术产品所需的关键原料。北京加强了对非洲商品的控制，通过对油田、矿山、及生产设施的战略性直接投资，以及要求以实物偿还的资源担保贷款。这种控制威胁到美国公司获取关键原料的能力。
作为整个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最大双边融资者，中国在解决非洲大陆基础设施不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中国的融资不透明，通常附带繁重的条款，让人们越来越担心经济剥削、依赖、及政治胁迫。许多从北京借款的非洲国家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
中国显然想要利用其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体系中的影响力来推进其在非洲国家的经济利益，这让北京有可能在此过程中颠覆联合国的规范和程序。北京还依靠非洲合作伙伴和私营安保承包商的协助来推进其在非洲大陆的经济目标。
中国的安全介入方式让北京能够扩大其在非洲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之外的可见军事存在。随着在非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北京可能会利用其安全纽带在中长期内建立另外的基地，就像在吉布提所做的那样。

第 2 章：美中经贸关系 / U.S.-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第 1 节：年度回顾：经济与贸易

中共对新冠疫情爆发的管理不善和隐瞒遮掩促成了全球大流行，对2020年的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自身的经济似乎处于早期复苏阶段，但2020年结束时的经济状况比年初更不稳定。直接的经济冲击和不平衡的复苏都加剧了不平等，使资源和信贷的低效配置持续存在。为重振增长，政府重拾熟悉的国家主导向工业部门投资的战略，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支撑社会安全网，结果导致工业产出反弹，但消费不振。需求不振而供给持续增长可能会加剧中国的生产过剩，并可能压低全球价格，伤害到中国境外的工人和企业。

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和中国政府于2020年1月签署了第一阶段协议，该协议承诺确保一系列的美国利益。虽然该交易受到许多利益相关者的欢迎，但它遗留了中国经济政策衍生的、长期未能解决的结构性扭曲问题。中国承诺为某些外国金融服务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这可能为美国公司带来商机，但也可能让美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面临重大风险。这些承诺绝不是放宽行业限制的同义词，美国进入者可能得基于不公平的条款跟本地对手竞争。注入新鲜的外国资本还可以让中国的银行将拖欠的贷款继续展期，从而让常年亏损的企业维持生存，而不是推动亟需的改革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

美中双边紧张局势在2020年继续升级。在一系列单边措施中，美国决策者采取行动，阻止美国的先进技术流向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公司。中国决策者正在考虑一系列报复措施，包括引入出口条例和不可靠实体清单——黑名单——着眼惩罚性对等限制。随着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面对不确定性和政治风险，美国的跨国公司开始重新考虑如何最好地构建其供应链。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第1季度收缩了6.8%，是自1992年以来最差的季度表现，也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的首次收缩。为应对经济冲击，中国政府故技重施，加剧了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和其它政策选向让国有企业受益，把家庭和小企业作为代价，并有可能加剧全球产能过剩、不平等、及债务累积。
由于贸易和国家安全问题，美中紧张局势继续升级。美国商务部收紧对华为的限制，并将100多个基于中国的项目加入实体清单，涉及一系列活动，包括把美国技术非法提供给中国军方、协助镇压中国维吾尔少数民族、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等。美国国土安全部还阻止从涉嫌强迫劳动的中国工厂和公司进口产品，这些工厂和公司主要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领导人威胁要采取报复行动，同时加倍努力确保技术自给自足。
与新冠流行病蔓延相关联的持续贸易紧张和物资短缺暴露出关键供应链的脆弱性，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加快重新检视在重要原料和产成品上对中国的依赖。随着2020年将要过去，美国公司在继续权衡他们的采购选项，考虑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集中生产是可以接受的。
尽管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两国在1月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协议中，中方再次承诺将确保技术转让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美国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减少对美国农产品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从美国采购的特定目标，但是到2020年8月，中国只进口了当年目标总额的⅓。其余的长期挑战，包括中国政府补贴、本土成分要求、其它行业的持续市场准入限制，被推迟到未来几轮谈判中。
中国政府决定允许更多外国投资进入其金融部门，是顺应国内对资本的迫切需求，因为中国的银行业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偏袒本土公司、缺乏透明度、监管和会计执业薄弱，让包括养老基金在内的美国资产和投资者面临巨大风险。

第 2 节：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对美国构成的风险

2020年，中国政府依靠国家控制来容纳新冠大流行的经济影响，指令银行向受病毒重创的公司提供贷款，调动国家的金融体系来吸收大流行的冲击。虽然北京的应对措施让中国经济迅速复苏，但它实现此目标是通过加强国家在管理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推行类似于过去导致信贷失衡和债务膨胀的政策。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稳定高于一切的坚定承诺，助推了公众的预期，即政府始终会救助陷入困境的银行或公司。2008年危机过后，这种隐性的政府担保促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接受越来越多的贷款，从而引发当前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中国40年来的首次经济萎缩也再次引发人们对债务水平将继续上升的担忧。

中国政府正在开始尝试打破这种隐性担保，化解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伴随着监管机构着手清理银行业，评估10年来快速累积的债务所造成的系统性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的规模，中国政府逐渐把外资视为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因此，北京近年来的金融开放反映出一项精心策划的战略，确保外国投资流入并用来支撑国内经济及增强公司实力。随着这种开放的继续，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金融体系中面临的独特风险会增大，他们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取决于北京对中国经济的管理。中国的金融开放也在加深美中金融一体化，而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更加协调的措施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经济政策及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证券被纳入全球投资指数。这些纳入举措正在将数千亿美元的美国资金投入到一个缺乏透明度、风险定价机制不足、监管条例不到位的金融体系中。同时也是在为那些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相对立的公司提供资金。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对外资的寻求将继续下去。地方政府承担着沉重的债务，银行仍然资本不足，照顾老龄化的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增加，将侵蚀国民储蓄。流入中国的美国证券投资还有望显着增长，特别是如果中国早于其它经济体从疫情中复苏，会让中国金融市场更具吸引力。随着这些趋势的会聚，以及美国在中国金融体系中面临的风险增大，人们对加深美中金融一体化是否可取的疑虑越来越明显。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中国的正式金融体系由国有银行主导，其地位在2020年新冠大流行之后得到增强。这些银行偏爱国有企业（SOE）和特权公司，而其它中国公司则缺乏资金。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出现了庞大而笨拙的影子银行来填补这片空白，导致高风险金融产品泛滥，中国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不断上升。
2016年，北京发起了一场金融去风险运动，以遏制影子银行活动并清理金融业。这场运动阻塞了小型私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新冠大流行进一步恶化了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迫使政府放松其监管力度，将经济稳定置于金融去风险之上。由于那些漏洞仍未得到弥补，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会更多面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
随着北京战略性地开放其金融部门，以确保外国资本和全球投资指数将资产配置转向中国证券，美国投资者面临的中国资本市场所积累的独特且重大的风险与日俱增。这些风险围绕着中国金融体系的不透明性以及北京干预市场活动以推进其政治目标。
增大对中国的金融敞口可能蚀毁美国为抵御中国的不公平经济手法、保护美国政策利益所付出的努力。纳入全球投资指数的几家中国公司受到美国的出口管制但没有受到投资限制。这种不匹配使有问题的中国公司能够继续筹集美国资金，削弱了美国抵御那些威胁国家安全的公司的能力。
虽然中国领导层谈到要发展更具活力的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在银行业推行市场规律，但这些雄心软化于对市场不稳定状态的低容忍度、以及优待国有企业以维持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的强烈偏心。
经过多年无节制的放贷，中国的金融体系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地方政府的收入严重下滑，银行仍然资本不足，人口老龄化将催生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中国政府寻求吸引大量新的外国投资来弥补这些资金短缺。这些状况构成了外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得以进入该国金融体系的关键背景。
北京继续拒绝美国审计监管机构根据美国会计准则全面检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财务状况。这些逃避有效监管的作法，连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美国投资者失去了充分透明的信息以及在会计欺诈案件中获得法律补救的机会，侵蚀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完整性。
新冠大流行加剧了中国本已紧张的金融体系的主要风险。虽然对经济损失的全面核算仍在进行中，但中国40年来的首次经济萎缩将让其更难于处理债务负担、解决不良贷款、以及有效配置资本。
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加速了香港融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这可能会削弱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调整金融开放的同时，中国政府可能会更多地依靠香港筹集外资，服务中国企业，并继续依靠香港作为内地资本市场的延伸。

第 3 节：美中在医疗保健和生物技术领域的联系

北京将其向中国公民提供高质量医疗保健的能力视为维持其合法性的一项关键要素，但中国的许多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已经过时，甚至难以满足许多患者的基本需求。因此，中国决策者为改善中国的医疗体系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政府特别优先考虑诸如生物技术、数字保健、及精准医疗等高增长领域。这些行业不仅具有改善中国医疗保健体系的潜力，而且符合北京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产业政策目标。

尽管官方鼓励外资参与中国的医疗保健行业，但中国政府继续把外国公司置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收集和共享医疗保健数据方面，这是新兴医疗保健治疗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数据收集既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比如对美国公司的投资及学术研究伙伴关系，也有国家资助的对美国医疗保健提供者和企业展开黑客攻击等非法手段。中国收集美国医疗保健数据引发了对美国公民隐私的担忧。中国对健康数据的非互惠收集让中国公司在研发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威胁到美国在医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其作法是允许中国公司访问美国和中国的数据集，同时阻止美国竞争对手获取中国的数据。此刻正是生物科学的快速推进已经引发“生物革命”的时候，这场变革将产生日益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影响。

虽然中国决策者大力支持尖端生物技术的发展，但他们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关注却少得多。中国的许多公共卫生系统长年资金不足、人员短缺加剧、以及官僚主义弱点，损害了其阻止传染病散播的能力。此外，日渐压抑的政治气氛使医护人员和记者闭口不报告此类疫情，阻碍了在新冠爆发的早期阶段共享重要的信息。北京不愿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合作或分享信息，进一步妨碍了在最初局部爆发时努力加以遏制。新冠大流行之后，大量的生命损失和经济破坏清晰地暴露出中国防疫方面的不足，展示出中共的政纲优先带给全世界的后果。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资金短缺和官僚主义，削弱了其防疫能力。政治气氛加剧了这些脆弱性，对潜在疾病爆发感到担忧的医护人员被消声并受到惩罚，因为中共担心披露信息可能会破坏社会稳定。因此中国再次出现流行病的风险仍然很高，即使北京在新冠大流行之后尝试改善其公共卫生系统。
中国的监管机构已经正式鼓励外资参与中国的医疗保健行业，但仍然维持对外国公司不利并阻碍自由竞争的监管壁垒。最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对外国公司访问和共享在中国收集的医疗相关数据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
中国政府已将收集国内外医疗保健数据作为国家优先事项，并寻求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取美国医疗保健数据。中国的实体机构已经获得对美国医疗保健数据的访问权限，通过投资于美国公司、销售设备和服务、与美国大学和医院开展合作，尽管北京阻止美国的实体机构对等地获得对中国数据的访问权限。中国政府资助的团体还通过黑客攻击美国医疗保健提供者和企业来获取美国的医疗保健数据和新冠研究成果。
通过其科技人才招募计划，中国政府系统地笼络美国研究机构，特别是生物和医学科学领域的参与者。虽然研究合作有许多益处，但北京采用金钱诱惑和其它方式鼓励外国研究人员在中国建立影子实验室，模仿在美国进行的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加快将具有商业和医学价值的研究转移到中国。
虽然中国已经显著改善了其医疗系统，但仍然存在大量的不足。特别是中国缺乏照护其老龄化人口的长期护理基础设施，医疗体系装备不足，难以应对慢性病增加带来的挑战。
中国决策者正在努力改善医疗保健的质量和可负担性，优先考虑技术和治疗的创新，以应对不断增多的慢性病。在新冠爆发之前，传染病监测和预防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

第 3 章：美中安全、政治、及外交事务 / U.S.-China Security, 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

第 1 节：年度回顾：安全、政治、及外交事务

2020年，北京积极升级其对全球领导力的追求，显示出意图用中共的议程影响国际机构和地区局势。北京不承认其对于新冠爆发和传播的罪责，猛烈抨击其批评者并发起一场全球外交运动，把自己展示为最适合领导世界摆脱大流行遗害的国家。当世界的注意力集中于这次流行病时，中国加大了对邻国的军事恐吓，同时对批评其行为的国家实施经济惩罚。中国政府6月份在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震动，表明中国领导人无视其国际承诺及香港人的民主渴望。

中国领导人面对大流行的后果以及严峻的国内外挑战，准备树立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及军事里程碑。解放军朝着成为世界级军队的目标稳步前进，尽管看起来只是部分地实现了其2020年军队机械化的目标，将其整体重组和现代化项目下重新设计人员和决策体系的时间推迟了2年。在中共为2021年其成立100年庆典作准备之际，党的领导人重申了对腐败痼疾和官僚无能的担忧，伴随着民众和精英的不满，尤其是对于政府处置新冠危机的不当。

面对国外越来越多的反对及国内的新冠影响，中国领导人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和镇压运动。教育部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要求在大学课程中保持意识形态一致，而有关中共对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的文化破坏和虐待的更多细节不断出现。部分专家开始争辩说，中共针对维吾尔人的运动，包括强制堕胎和绝育，已经符合种族灭绝的法律定义。与此同时，与美国的紧张态势进一步升级，习总书记治下的中共将美中关系界定得比近半个世纪前双方缓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具对抗性。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2020年，中国试图树立自信的形象，并加大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优于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尽管在国内外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采取了新的步骤来压制对党的批评，争取中国民众和外国对其行为给予赞扬。
习总书记继续强调美中竞争的军事层面，两年来指令解放军准备好潜在的军事冲突，对方是“强大的敌意对手”——中共用来指称美国的短语。解放军入役了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和第一艘新型先进的大排水量驱逐舰，同时继续应对其训练中的长期弱点和军官团队的指挥能力不足。
中共越来越公开地对抗美国及美国的主要盟友和伙伴，北京日益表现得无视国际准则、规范、以及对其行为的批评。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的典型表现是，北京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胁迫来对付某些国家，如果北京认为那些国家采取的行动违背其利益。
北京加大了多年来对邻国的胁迫力度，引发了与日本、印度、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军事或准军事对峙。中国的国防部长鼓动北京使用武力稳定周边地区，之后不久，中印边境上6月份发生暴力冲突，导致两国自1975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员伤亡。
中共不仅在其境外表现得咄咄逼人，在国内亦愈发采用压制手段。北京实施了一项严厉的国安法，终止了其向香港承诺保证的政治自由，同时有新的证据表明，中共对生活在其统治下的数百万维吾尔人和藏族人推行文化灭绝。对其虐待蒙古族人的担忧也在上升。
美中关系在2020年变得越来越对抗，由于两国政府都以尖锐的敌对措辞描述对方，同时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历史新高。美国采取了影响深远的新举措来缩减双边经济、科学、及教育交流。
新冠从武汉迅速蔓延到全中国及其境外，暴露出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一系列制度性缺陷。政府当局对信息的强力压制、对保密和政治形象的高度重视、以及官僚机构的瘫痪无力相叠加，严重滞后了任何有意义的决策反应。另有证据表明，北京的官方数字严重低估了实际病例。

第 2 节：中国不断增强的力量投射和远征能力

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改变了其军事战略、装备、及全球姿态，现在能够把力量投射到离其海岸更远的地方。在习总书记治下，解放军开始了向“世界级军队”转变的进程，以支持他实现民族复兴的雄心。中国对于军事力量投射的战略要求是保卫中共定义的主权领土，延迟或阻止诸如美国等其它大国对地区冲突或主权争端的潜在威胁或干预，保护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和海上交通线。解放军战略人士认为，世界级军队必须拥有能够在遥远的大陆上与空中和地面部队共同开展远征行动的蓝水海军。权威消息人士称，中国领导人渴望在本世纪中叶之前有能力投送军队及在全球参与有限战争。

今天，解放军正在大力更新其装备、训练、及组织，扩展其力量投射的能力和范围。这支军队的工作重点是弥补6大作战领域的不足：两栖攻击、海军力量投射、空中力量投射和运送、远程精确打击、全球后勤保障、全球指挥与控制。解放军能力建设工作的2个显著方面是，结合网络和空间技术进行力量投射，以及依靠民用载体供给全球后勤和部队维持。中国在吉布提的基地及其在世界各地民用港口和机场不断扩展的介入也有助于支持解放军的全球行动。

中国目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力量投射能力最为成熟，其活动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安全，但这些能力随着距离渐远而减弱。为给将来的海外军事基地和军民两用后勤设施网络奠定基础，解放军利用传统的军事外交和人道主义活动来擦亮其形象并动摇东道国领导人。中国的海外介入模式还依靠中国的国有企业运营或拥有多数股权的民用港口，这些港口可能成为军民两用物流设施。解放军的力量投射能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架构，且最终可能影响美国捍卫其全球利益的能力。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近来在装备、组织、及后勤方面的进步显著提升了解放军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方投射力量和部署远征军队的能力。同步发展的军事战略要求部队能够在全球任何地方作战，能够在接到命令时与美国军队抗衡。过去20年，中国领导人大力推动解放军发展力量投射和远征能力。
中国的力量投射能力正在快速而稳定地发展，反映出文职领导层在几十年内把解放军转变为全球远征军的决心。在短期内（未来5年），解放军将专注于巩固使其能够在周边海域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在中期内（未来10–15年），解放军的目标是能够在海外进行有限战争，保护其在“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利益。到本世纪中叶，解放军的目标是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快速部署军队。
中国的基地模式包括完全由解放军运营的军事设施，以及由中国公司运营或拥有多数股权的民用港口，这些港口可能成为军民两用物流设施。中国公司在全球部分拥有或运营近100个港口，其中半数以上涉及中国的国有企业。
尽管解放军在建设远征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投射力量上仍然面临许多挑战。解放军行动距离中国周边地区越远，这些挑战就越明显，包括空运、海运、海上补给、空中加油的能力不足。
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力量投射能力很强，正在那里建设军事基地。在印度洋，解放军部署了海军特遣队，这些部队定期远赴非洲东部沿海地区参与行动7至8个月。虽然解放军的力量投射能力随着其行动远离中国而减弱，但正在开始发展在南大西洋投射力量的能力，偶尔在那里开展海上行动、停靠港口、与当地伙伴进行军事演习。在其力量投射能力最薄弱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解放军正在培养政治影响力，扩展介入该地区的能力，以配套整合其已在阿根廷运作的卫星测控站。

第 4 章：台湾 / Taiwan

2020年对于两岸关系以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都是关键的一年。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及在台湾周边加强军事行动，表明中国领导人打算追求他们的政治目标，不顾虑他们已有的承诺或违反这些承诺可能招致的声誉损失。蔡英文总统在台湾的连任以及公众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突显出台湾岛面对中国不断升级的胁迫也要保持自由的决心。台湾政府还通过向美国靠拢来回应中国的好战，采取措施解决美国长期以来对贸易和国防感到担忧的根源。

北京利用其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国际机构的不当影响力，将台湾排除在应对新冠大流行的全球体系之外。尽管存在这些因素，台北强有力的防疫措施仍然赢得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赞誉和认可。台北对国际抗疫作出的贡献，更突显出台湾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中的决心。借助其坚实的医疗专业知识和个人防护设备供应，台北发起了一项全球援助运动，并与美国和欧盟建立起研究伙伴关系，以探索治疗新冠的方法。

台北强调其致力于减轻应对北京胁迫方面的弱点，通过重振旗鼓使供应链多样化远离开大陆，并消除障碍扩展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借助一系列面向台湾和跨国公司的投资激励措施，台北加强了其在技术供应链中的地位，显示出在保障供应方面能够成为宝贵的合作伙伴。蔡英文总统解除了对美国肉类进口的限制，这步政治险棋进一步表明，台湾致力于减轻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同时与美国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华盛顿决策圈越来越多的声音质疑，考虑到中国对台北日益强烈的逼人态势以及两岸军事不平衡的加剧，美国是否需要对两岸关系采取新的方式。在回应中国对台湾的胁迫时，美国决策者面临着越来越紧迫和艰难的选择。为应对中国对两岸关系的不稳定影响，美国政府在未来几年采取的措施将对台湾人民、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2020年是两岸关系的关键一年。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及在台湾周边加强军事活动，证明中国领导人决心追求他们的政治目标，不顾虑他们现有的承诺或违反这些承诺可能招致的声誉损失。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改变其长期以来的对台政策，以及中国吞并台湾可能如何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华盛顿正在进行讨论，今年的事件凸显出其紧迫性。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20年1月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以历史性的票数轻松击败对手，这场胜利在之前一年被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能。蔡英文总统最近在民调中的激增，主要缘于选民不满北京对台湾的强硬态度及其对香港基本自由的破坏。北京曾保证台湾可以在未来的统一模式下保持其选择的生活方式，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使其保证无可置信，证明中国领导人打算追求他们的主权声索而不顾及国际反应。
2020年，北京继续对台湾进行多方面的施压。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都拒绝北京在其“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统一，都肯定他们对于台湾18项自由、多党民主制的承诺。蔡英文政府继续推行在其第一任期内引入的举措，深化与美国和印太地区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
新冠的爆发凸显出北京出于政治动机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的后果。尽管北京试图将台湾边缘化，但台湾岛内的防疫工作令人印象深刻，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誉，许多人对北京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
通过严格的病例识别和遏制措施，台北对新冠大流行的反应堪称表率，避免了大规模的经济停摆。因此台湾经济在2020年继续增长，尽管增速减慢，而其邻邦都经历了萎缩。不过台北可能在中期内面临挑战，因为大流行搅乱全球经济，可能减少对台湾出口的需求。
新冠大流行明显减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衍生的风险，让台北加快行动，减轻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台湾政府重新激励在大陆经营的台资公司将生产转移到岛内，并公布了其它投资优惠和补贴，以鼓励跨国科技公司扩展在台湾的业务。这些进展引发了全球技术供应链的初步重新调整。
随着台北和华盛顿采取重大措施升级经济接触，美台经济关系的基础在2020年开始转变。蔡英文总统解除了对美国肉类进口的限制，消除了双边贸易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摩擦根源，而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与台北启动新的经济和商业对话，重点关注供应链安全等目标。
2020年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比2019年更频繁、更具挑衅性。解放军的举动打破了曾经制衡海峡两岸紧张局势的规范，扩大了北京在台湾周边空中和水域的行动。解放军的飞机和舰船更频繁地出现在台湾周围，也增大了由于意外或误判而触发危机的可能性。
台湾在2020年提高了导弹生产量，升级了无人机，并继续发展其它非对称能力，争取用新型的飞机和坦克取代老化的传统武器。在这些努力之外，台湾军队还在尽力解决与装备、迎战、向全志愿兵役制过渡相关的持续性问题，尽管两岸军事平衡仍然深度向北京倾斜。
美国政府在2019年末和2020年通过多种接触渠道表明了对台湾的支持。在政治领域，美国于2020年8月派遣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到访台北，是1979年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美国内阁官员。在军事领域，美国派出高级防务官员赴台，发起多种主要武器系统的对台销售；让台湾能够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安全磋商；美军继续在台湾岛周围执行空中和海上过境。
美国国务院重申了长期以来的政策，籍由发布包含其对台“六项保证”的解密电报，以及强调美国认为台湾的主权地位问题尚未解决。不过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美国正在对与台湾的接触作出“重要更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这些变化将是“重大的，但仍然在一个中国的政策范围以内”。

第 5 章：香港 / Hong Kong

随着北京宣布的一项严厉的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中国政府迅速将750万香港居民置于完全和直接的威权统治之下。香港地位的急剧变化显示出，中共极度无视其国际承诺和对香港人民的义务。如果不加以制止，国家安全法的治外法权可能赋予中国政府广泛的权力来审查全球话语，并惩罚那些批评其在当地的利益或行动的提意见者。这次行动是其2020年的众多行动之一——包括与印度的小规模边境冲突、恐吓台湾的军事演习，以及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施加压力——表明中国政府对其在国外的声誉漠不关心。中共曾经承诺在“一国两制”下实现统一是可行的选项，对台湾来说，香港的事例证明中共的承诺空洞虚伪。

该项法律公布后，香港政府逐渐变身为北京指令的执行者。香港当局截断了原定于2020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中预期的民主派胜利，禁止了十多名民主派候选人，并以大流行为借口将选举推迟一年。截至2020年10月，香港当局和根据国家安全法新设立的大陆安全办公室的官员继续逮捕民主活动人士和支持者，作为大规模镇压反对派的一部分。美国的跨国公司及其在香港的职员，现在面临着评估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和个人风险的艰巨任务，正在关注该项法律的实施及美国政府的反应。

美国与香港保持着深厚、长期的经济和社会联系。超过1,300家美国公司，包括几乎所有的金融大公司，均在香港设立有办事处。除商业考量以外，大约85,000名美国公民是香港居民。2018年有130万美国游客到访香港，同时估计有127,000名香港居民来到美国。国家安全法的迅速实施可能从根本上破坏这座城市特有的国际化活力、勃勃生机、及开放性。鉴于香港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美国决策者已开始撤销美国法规赋予香港的特殊地位。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2020年6月30日，中国政府针对香港实施了一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将750万香港居民置于中共全面和直接的威权统治之下。这种作法违反了中国维护“一国两制”框架的承诺，该框架本来保证香港在2047年之前的自治地位。北京宣布这项法律，表明其宁愿牺牲经济利益、社会法治、及基本人权来确立对这片土地的政治控制。
国家安全法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与美国和其它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上对中国作为全球参与者的看法。中国毫无歉意地违反了一项有约束力的条约，再次令人质疑其对国际社会所作承诺的可信度。鉴于香港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取消美国法律对香港的区别待遇，这种待遇是近30年来美港关系的基础。
新法律的治外法权条款对在香港和国际上的美国公民构成重大风险；因其将任何觉察到的对中国或香港政府的批评界定为违法，无论忤逆其意的个人或实体位于何处。根据这项法律，香港政府已经试图逮捕一名美国公民，是拥护国会对香港采取行动的一个民主团体的负责人。如果不加以制止，该法律可能赋予中国政府广泛的权力来审查全球话语。
美国的跨国公司及其在香港的职员现在面临更大的政治和个人风险，正在观望该项法律的实施及美国政府的反应。在大陆有开展业务的公司可能在香港复制相应的预防措施。其它公司可能会选择将更多面向国际的业务转移到别处。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因为涉及到敏感的用户数据的收集。
香港当局迅速采取行动，抹杀香港的民主进程，进一步证实香港的状态已发生改变。面对可能的民主派胜利，政府推迟了关键的立法会选举，禁止了十多名民主派候选人。大陆和香港安全部队的职能分离也已经消失。国家安全法实施后，当局立即开始瞄准和逮捕民主派支持者。尽管在该项法律下有被逮捕的危险，许多活动人士仍然坚定地留在这座城市捍卫自由，其他部分人则寻求移居海外。
国家安全法严重损害了香港历史上牢固的社会法治和新闻自由。在中共越来越大的压力下，香港的司法系统陷入危机，法官被迫采用大陆的法律原则和中共的立场。记者面临新维度的自我审查压力，香港当局则骚扰亲民主的新闻媒体，拒绝更新出版证照。中共还压制了香港公民社会的所有其它方面。香港当局首次禁止了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年度守夜活动，也是这一趋势的例证。

The Commission’s Key Recommendations / 委员会的关键性建议

委员会认为其向国会提出的19项建议中有10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完整的建议清单见第535页的报告结论。

委员会建议：

国会采纳对等原则作为所有涉及美中关系的立法事项的基础。应用这条原则须考虑的问题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 记者和网络媒体能够不受过多限制地运作；
- 非政府组织能够与公民社会进行有意义的接触；
- 对信息的获取，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和研究数据；
- 可以访问社交媒体和美国公司的移动应用程序；
- 外交人员的接触通道，包括但不限于外交人员的旅行自由，能够与东道国公众有意义地交流意见；
- 市场准入和监管平等，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能够参与贸易、投资、金融市场交易、跨境资本转移、及知识产权保护。
国会扩展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权力，以在合并前通知程序中监督并考虑外国政府的补贴。
- 联邦贸易委员会应制定一套程序来确定外国政府的补贴支持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拟议交易。
- 外国政府补贴的定义应包括直接补贴、赠款、贷款、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贷款担保、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政策、其它形式的政府支持。
- 在美国经营并受益于外国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司，在经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合并前程序时，必须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供这些补贴的详细会计资料。
- 如果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外国补贴促进了交易，那么可以建议修改以纠正扭曲状态，或者根据“克莱顿法案”第7节禁止交易，该法案禁止其结果“可能大幅减少竞争、或者易于造成垄断”的并购。
国会指令美国国务院编制年度报告，详细说明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中颠覆联合国原则和宗旨的行为。那样的报告至少须记录以下内容：
- 中国违反其已加入的联合国条约的行为；
- 中国影响联合国成员投票的行为，包括通过胁迫手段；
- 中国提名或支持联合国领导职位候选人的行为，如果不符合联合国的公正标准或者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
- 目前在联合国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和其他人的行为，如果看起来是违反联合国的公正标准在支持中国政府的利益；
- 在联合国机构的职能部门任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影响雇佣惯例、内部政策、和其它职能的行为，如果看起来是违反联合国的公正标准在支持中国政府的利益；
-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国军队和后勤人员的行为，如果与这些任务的原则不相一致，包括中国部署这些人员来保护其经济利益，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投射能力；
- 联合国及其机构雇佣的美国人员的数量和职位。
国会举行听证会，考虑成立一个跨部门的技术标准执行委员会，负责协调美国政府的国际标准政策和优先事项。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当是与国际技术标准相关的行政部门出于政治考虑而指派的高级别人员，包括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及有管辖权的其它机构或政府部门指派的人员。委员会的任务是确保达成在国际标准方面的共同目标，完成行政部门的内部协调。具体而言，该委员会将：
- 识别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具有最大潜在影响的技术标准；
- 协调与那些标准相关的政府工作；
- 作为政府、学术界、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络人，协调和加强与标准相关的共同努力；
- 与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的对应机构联系交流；
- 确定资助优先事项和提交给国会的建议；
- 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说明技术标准问题的现状及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国会考虑开展类似“曼哈顿计划”的工作，以确保美国公众能够获得安全可靠的挽救和维持生命的重要药物和医疗器械，并确保这些物资可以从国内获得，或者必要时从信任的盟友处获得。那样的计划可以补足本委员会在2019年度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即建议国会举行听证会以制定法规，要求美国政府只能从美国工厂或经认证符合美国标准的工厂采购药品。
国会立法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设立中国经济数据协调中心（CEDCC）。该中心的任务是收集和综合关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以及美国面对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和脆弱性等方面的官方和非官方经济数据，包括：
- 基线经济统计数据（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它经济健康指标；
- 国家和地方政府债务数据；
- 不良贷款金额数据；
- 影子银行的资产构成数据；
- 中国外汇储备的构成数据；
- 银行贷款利率数据。
国会指令政府，针对违反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或侵犯人权的行为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某个实体时，也要制裁其母体机构。
国会考虑制定法规，让总统提名美国在台协会的主管人选，须征询美国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
国会修改“移民和国籍法”明确说明，与外国政府的技术转让计划相关联可以作为拒绝非移民签证的理由，如果相关的外国政府被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或者申请人违反美国关于间谍活动、破坏活动、或出口管制的法律。与外国政府的技术转让计划相关联包括以下任何情形：
- 参与外国政府资助的计划，该计划旨在激励参与者通过人才招揽计划或外国政府资助的创业活动将基础研究转移到外国；
- 接受政府奖学金以促进协调人才计划，或要求接受者学习特定的战略科技专业，在奖学金期限结束后必须回国为政府工作；
- 与某所大学或大学院系相关联，且该机构已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政府的军民融合参与者；
- 身份（当前或过去）是外国军队的科学家、技术人员、或军官，如果申请人在申请签证时未披露该信息。
国会指令政府确定并消除障碍，让担心政治迫害而设法离开的香港居民获得美国签证。

Comprehensive List of the Commission’s Recommendations / 委员会建议的综合清单

第 1 章：美中全球竞争 / U.S.-China Global Competition

第 1 节：实力和影响的全球较量：中国对于跟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的看法

委员会建议：

国会采纳对等原则作为所有涉及美中关系的立法事项的基础。应用这条原则须考虑的问题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 记者和网络媒体能够不受过多限制地运作；
- 非政府组织能够与公民社会进行有意义的接触；
- 对信息的获取，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和研究数据；
- 可以访问社交媒体和美国公司的移动应用程序；
- 外交人员的接触通道，包括但不限于外交人员的旅行自由，能够与东道国公众有意义地交流意见；
- 市场准入和监管平等，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能够参与贸易、投资、金融市场交易、跨境资本转移、及知识产权保护。
国会指令美国国务院编制年度报告，详细说明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中颠覆联合国原则和宗旨的行为。那样的报告至少须记录以下内容：
- 中国违反其已加入的联合国条约的行为；
- 中国影响联合国成员投票的行为，包括通过胁迫手段；
- 中国提名或支持联合国领导职位候选人的行为，如果不符合联合国的公正标准或者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
- 目前在联合国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和其他人的行为，如果看起来是违反联合国的公正标准在支持中国政府的利益；
- 在联合国机构的职能部门任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影响雇佣惯例、内部政策、和其它职能的行为，如果看起来是违反联合国的公正标准在支持中国政府的利益；
-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国军队和后勤人员的行为，如果与这些任务的原则不相一致，包括中国部署这些人员来保护其经济利益，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投射能力；
- 联合国及其机构雇佣的美国人员的数量和职位。
国会扩展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权力，以在合并前通知程序中监督并考虑外国政府的补贴。
- 联邦贸易委员会应制定一套程序来确定外国政府的补贴支持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拟议交易。
- 外国政府补贴的定义应包括直接补贴、赠款、贷款、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贷款担保、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政策、其它形式的政府支持。
- 在美国经营并受益于外国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司，在经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合并前程序时，必须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供这些补贴的详细会计资料。
- 如果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外国补贴促进了交易，那么可以建议修改以纠正扭曲状态，或者根据“克莱顿法案”第7节禁止交易，该法案禁止其结果“可能大幅减少竞争、或者易于造成垄断”的并购。
国会指令政府，针对违反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或侵犯人权的行为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某个实体时，也要制裁其母体机构。
国会修改“移民和国籍法”明确说明，与外国政府的技术转让计划相关联可以作为拒绝非移民签证的理由，如果相关的外国政府被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或者申请人违反美国关于间谍活动、破坏活动、或出口管制的法律。与外国政府的技术转让计划相关联包括以下任何情形：
- 参与外国政府资助的计划，该计划旨在激励参与者通过人才招揽计划或外国政府资助的创业活动将基础研究转移到外国；
- 接受政府奖学金以促进协调人才计划，或要求接受者学习特定的战略科技专业，在奖学金期限结束后必须回国为政府工作；
- 与某所大学或大学院系相关联，且该机构已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政府的军民融合参与者；
- 身份（当前或过去）是外国军队的科学家、技术人员、或军官，如果申请人在申请签证时未披露该信息。

第 2 节：中国模式：中央王国的回归

委员会建议：

国会举行听证会，考虑成立一个跨部门的技术标准执行委员会，负责协调美国政府的国际标准政策和优先事项。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当是与国际技术标准相关的行政部门出于政治考虑而指派的高级别人员，包括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及有管辖权的其它机构或政府部门指派的人员。委员会的任务是确保达成在国际标准方面的共同目标，完成行政部门的内部协调。具体而言，该委员会将：
- 识别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具有最大潜在影响的技术标准；
- 协调与那些标准相关的政府工作；
- 作为政府、学术界、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络人，协调和加强与标准相关的共同努力；
- 与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的对应机构联系交流；
- 确定资助优先事项和提交给国会的建议；
- 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说明技术标准问题的现状及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第 3 节：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目标

委员会建议：

国会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180天内准备一份关于中国运用原产地规则的报告，该规则旨在让合乎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GOA）资格条件的国家受益，确保那些国家从有利的贸易政策中获益，而不是让中国利用它们来规避美国的贸易政策。

第 2 章：美中经贸关系 / U.S.-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第 2 节：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对美国构成的风险

委员会建议：

国会立法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设立中国经济数据协调中心。该中心的任务是收集和综合关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以及美国面对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和脆弱性等方面的官方和非官方经济数据，包括：
- 基线经济统计数据（比如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它经济健康指标；
- 国家和地方政府债务数据；
- 不良贷款金额数据；
- 影子银行的资产构成数据；
- 中国外汇储备的构成数据；
- 银行贷款利率数据。
国会要求政府准备一份报告，说明美国跨国企业在华经营的附属公司的研发活动，以及那些活动对美国生产、就业、及经济的影响。

第 3 节：美中在医疗保健和生物技术领域的联系

委员会建议：

国会立法要求血统和健康检测服务（1）需要客户明确同意可以向任何参与方提供、出售、租赁、或出租为研究目的而汇总的个人数据；（2）向客户披露任何母公司或子公司关系。
国会新建一个专注于生物技术的美国国家实验室，或者指定一个现有的美国国家实验室专注于生物技术。
国会考虑开展类似“曼哈顿计划”的工作，以确保美国公众能够获得安全可靠的挽救和维持生命的重要药物和医疗器械，并确保这些物资可以从国内获得，或者必要时从信任的盟友处获得。那样的计划可以补足本委员会在2019年度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即建议国会举行听证会以制定法规，要求美国政府只能从美国工厂或经认证符合美国标准的工厂采购药品。

第 4 章：台湾 / Taiwan

委员会建议：

国会考虑制定法规，让总统提名美国在台协会的主管人选，须征询美国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
国会修改台北法案，规定美国在作为成员的任何国际组织中，都应该反对中国通过扭曲该组织的措辞、政策、或程序来分离台湾地位的任何企图。
国会评估在具有独特互惠机会的关键领域与台湾加强经济关系的可能性，并将技术作为评估的首要领域。
国会鼓励政府将台湾纳入多边计划，以协调和加强供应链的合作与安全。实现此目标可以通过扩展全球合作和培训框架规划，或者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成立新的多边安排。这种多边参与应侧重于确保关键的原料供应，确保对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行业的供应链弹性，包括信息和通讯技术、集成电路、及电子元件。

第 5 章：香港 / Hong Kong

委员会建议：

国会指令政府确定并消除障碍，让担心政治迫害而设法离开的香港居民获得美国签证。
国会考虑立法，扩大政治庇护范围以覆盖1997年6月30日或之后出生的香港居民，他们目前不能申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以外的其它形式的身份证明。
国会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9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评估中国大陆利用香港来逃避或绕开301条款贸易执法行动或其它美国贸易补救措施的风险。

Above contents are partially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节选翻译自：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12/2020_Annual_Report_to_Congres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