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报告摘要-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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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 cre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in October 2000 with the legislative mandate to monitor, investigate, and submit to Congress an annual report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he b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where appropriate, to Congress for legisl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action.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由美国国会于2000年10月设立，立法机构授权其监测和调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影响，并每年就此向国会提交一份年度报告，同时就相应的立法和行政管理举措酌情向国会提出建议。

Index / 索引

	引言
	内容提要
第 1 章：	年度回顾
	第 1 节：	美中双边关系及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
	第 2 节：	美中安全与外交事务
第 2 章：	中国破坏规则及利用开放社会的行径
	第 1 节：	法治：中国日益扩张的全球法律触及
	第 2 节：	争夺海外人心思潮：中国的统战宣传工作
第 3 章：	中国未来经济竞争力的潜在风险
	第 1 节：	中国教育和培训下一代劳动力
	第 2 节：	财政、金融、及债务问题阻碍北京的雄心
第 4 章：	中国寻求军事上的影响力和先进性能
	第 1 节：	中国与外国军队的关系
	第 2 节：	武器、技术、及出口管制
第 5 章：	与欧洲、台湾、香港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第 1 节：	欧中关系；跨大西洋合作的趋同和分歧
	第 2 节：	台台湾
	第 3 节：	香台港
	委员会的关键性建议
	委员会建议的综合清单
第 2 章：	中国破坏规则及利用开放社会的行径
	第 1 节：	法治：中国日益扩张的全球法律触及
	第 2 节：	争夺海外人心思潮：中国的统战宣传工作
第 3 章：	中国未来经济竞争力的潜在风险
	第 1 节：	中国教育和培训下一代劳动力
	第 2 节：	财政、金融、及债务问题阻碍北京的雄心
第 4 章：	中国寻求军事上的影响力和先进性能
	第 1 节：	中国与外国军队的关系
	第 2 节：	武器、技术、及出口管制
第 5 章：	与欧洲、台湾、香港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第 1 节：	欧中关系；跨大西洋合作的趋同和分歧
	第 2 节：	台台湾
	第 3 节：	香台港

Introduction / 引言

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美国有关中国的公开讨论主要集中在两国关系的短期起伏。说到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或强烈或缓和，或升温或降温，通常是缘于高层访问（或缺乏高层访问）的结果。隐含的现实状况是，在这些起落中，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抗正在加剧。虽然高层间的接触反映出某种普遍性的愿望，至少是美国希望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并营造某种正常化氛围，但新常态是持续且长期的战略性和系统性竞争。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共产党政权都没有表现出改变其政策的迹象。北京继续拒绝在国家安全、经济或贸易等基本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过去那年的一系列访问和其它外交活动都没有给中共政权带来任何重大改变。美中高层会晤的结果只是承诺进一步会晤，即更多的空谈而不是具体的行动。中国现在似乎主要是将与美国的外交视为在数年内阻止和延缓美国施压的工具，而自己则坚持其发展经济、军事、及技术能力的道路。北京不断深化努力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寻求建立某种新秩序，抗衡美国及其在欧洲、亚洲、和其它地区的民主同盟。

中国现在可能正处于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边缘。经过3年多的无情封锁，中共政权于2022年12月突然改弦易辙，放弃了之前严厉的疾病控制方法。人们普遍预计终结“零新冠”将重振中国低迷的经济，但尽管最初有所回升，但增长仍然乏力。这种糟糕的表现让人们再次质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经济管理能力以及中国维持长期增长的模式。

经过几十年的债务拉动增长，中共利用其传统工具支持经济的能力受到限制。家庭和企业现在对于该政权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宁愿坐拥资金，也不愿消费或投资。这会加速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断破灭，从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大型建筑公司破产、银行倒闭、以及押注房价持续上涨的家庭损失财富。除内部问题以外，中国还面临着日益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和其它先进工业国家正尝试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在跟中国保持经济关系方面“去风险”。

尽管局势明显很严重，但迄今为止，北京方面的应对仅限于相对轻微的修复措施和旨在重振信心的空洞劝告。出于一贯的保密和控制需要，中共政权还停止发布某些经济数据（包括青年失业率），并打压西方公司在中国进行独立经济研究。这些措施只是加剧了人们对其长期趋势的担忧，进一步抑制了外国直接投资。

众多专家（包括中国的部分专家）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说，该国的增长模式严重依赖出口以及债务驱动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因而不可能持续。然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寻求改变。中共不愿意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不愿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将更多资金和决策权交到消费者和私营企业家手中。北京正在利用补贴来帮助其电动汽车等新产品出口，籍以在全球市场中获得大份额。从长远来看，它显然押注于大规模的、国家主导的投资和持续获得外国技术可以帮助实现其所需的提高生产率和保持增长的突破。

尽管有迹象表明其行为正引起其它国家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抵制，但北京仍继续坚持其近年来一直奉行的激进外交政策。面对俄罗斯的战争罪行、战场挫败、莫斯科未遂政变、以及美国和其它民主国家的持续批评，习近平没有松动其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无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中国继续向莫斯科提供“非致命”军事援助，同时从俄罗斯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能源、和其它原材料，帮助俄罗斯经济免受西方制裁的影响。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深化到远超出乌克兰的范围：去年夏天，俄罗斯和中国海军在北极和阿拉斯加附近进行了联合巡逻。

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付出了外交代价，尤其是在欧洲。但中共政权似乎已经将这些负面反应纳入其盘算当中，并决定无论如何都站队俄罗斯。中国对于其宣称的西方在处理乌克兰危机时的双重标准和虚伪行为的批评在部分所谓的“全球南方”地区受到更多欢迎。在这方面，北京正在努力扩大其影响力，包括在2023年3月发起所谓的“全球安全倡议”，以及8月份寻求在金砖国家（BRICS）峰会上发挥领导作用。

尽管经济持续放缓可能会迫使人们作出某些艰难的选择和权衡，但中国仍然继续投入资源进行前所未有的军事建设。各领域比较而言，解放军特别注重在导弹、太空、水下作战、人工智能等方面实现技术突破，冀望这样能够阻止或击败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

除军事建设以外，北京还加大力度施加政治影响，试图塑造海外精英和公众的看法和偏好。中共政权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试图说服或胁迫他人接受其对法律概念的反民主定义，并试图在外国领土上执行自己的法律，比如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国家设立非法而隐蔽的“警察局”。中共的间谍活动有增无减。2023年，中共政权继续系统性地无情摧毁香港曾经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将其转变成为一座中国式的——而非国际性的——城市。为影响台湾即将于2024年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的结果，中国继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寻求对其加强外交孤立并施加经济成本。北京的好战行为正在欧洲和亚洲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

尽管其经济前景和外部形势明显恶化，但中共政权迄今为止几乎没有采取措施来消除对其意图的怀疑、或者缓和与美国或其主要盟友的紧张状态。中国正在尝试主要针对欧洲发起有限的“魅力攻势”。但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加剧了欧洲各国对其动机的怀疑，并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削弱了其外交的效用。在拒绝与高层官员会面后，中国又表现出更强烈的与美国接触的意愿，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有意作出让步或修改自己的政策以改善关系。

迄今为止，中国与美国和欧洲加强合作的努力大多停留在言辞和抽象理念上，而非具体的行动。欧洲现在已经向美国靠拢，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对手，有必要拾起“去风险”这条模糊概念。欧洲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他们可以帮助发挥作用，阻止中国攻打台湾。不过美国、欧盟、以及欧洲和亚洲的各个国家都需要采取更多行动，相互合作，对抗中国在海外的攻击性政策及其国内持续的重商主义。除非北京改变方针，否则两国关系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改善。“新常态”不能是美国全然接受北京日益强硬的政策及其对中国人民日益收紧的控制。

展望2024年，影响美国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可能因素是该国以外的事态发展，包括2024年的美国大选、1月份的台湾总统选举、以及乌克兰战争的进程。最后，美中关系明年可能会受到中国内部事态发展变化的影响，包括中国经济可能经历严重的衰退。伴随这些不确定性以及美中之间“紧张”和“解冻”的持续喧嚣，2024年的前景是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持续存在，系统性的竞争将加剧。

Executive Summary / 内容提要

第 1 章：年度回顾 / Year in Review

第 1 节：美中双边关系及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

2023年，美国寻求与北京展开外交接触，同时寻求在经济和安全关系方面去风险。去风险化最有力的体现是前所未有的出口管制，该项管制旨在遏制中国获得先进的半导体技术。与此同时，双边贸易反映出美中之间深厚且持续的商业联系。北京日益加强对企业信息流的控制，使美国企业评估中国风险的能力变得更加复杂。在此期间，中国在全球债务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人民币国际化的尝试、从经济上支持俄罗斯及其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2023年采取的经济胁迫，都凸显出其机会主义立场：北京寻求从其所播种的金融不稳定中获益，同时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影响。中国愿意帮助俄罗斯等国际规则破坏者绕开美国的制裁，是一个实例表明中共党国如何试图改变基于规则的秩序以谋取私利。

美中双边贸易的构成在过去5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源于美国根据特朗普政府301调查征收关税、中国内部愈发不确定的商业环境、以及其它政策举措和尝试。尽管中国取消了新冠控制——该项控制导致其经济在2022年陷入不可预测的封锁中，但美国企业和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中国内部政策环境的稳定性。许多面临各种贸易行动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美国行业已开始转向亚洲其它地区的供应商。不过很多时候这些供应商是在海外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随着中国生产商扩展其在区域供应链中的存在，美国的供应链仍然面临风险，随着中国快速增长的电动汽车和电池行业在海外大力投资立足，这种趋势尤为明显。

经过10年借助“一带一路”倡议（BRI）进行掠夺性贷款后，2022年有近60%的中国贷款持有人陷入财务困境，而2010年的比例仅为5%。北京方面拒绝全世界解决这些债务挑战的呼吁，反而寻求利用这些麻烦和国际事件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扩大与中亚和中东国家的能源伙伴关系，以提增其能源获取和安全性，同时避免受到美国经济治国手段的影响。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美国于2022年出台的管制措施抑制了中国制造和开发先进半导体的能力，限制了中国进入芯片行业的关键领域，这些领域可能会促进其军事发展。这些管制促使中国加大力度吸引海外人才进入其芯片行业、规避出口管制、扩大间谍活动、并推进本土创新。尽管美国出台了管制，2023年9月，华为开始销售一款智能手机，据称该手机采用的是具有5G性能的中国制造芯片，中国大规模生产这些芯片的能力尚不确定。这些管制导致2023年前8个月的美国半导体出口较2022年同期下降50.7%——从上年的$64亿美元降至$31亿美元。
美国根据特朗普政府301调查首次征收关税5年后，双边贸易的构成已发生巨大变化。许多面临各种贸易行动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美国行业正在寻求转向中国以外的供应商；不过，这可能不会大幅减少美国对于中国生产商的依赖。海外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供应商为中国实体所拥有，这些中国实体也试图通过在海外设厂来规避贸易限制，特别是在亚洲其它地区以及墨西哥。通过第3国转运货物，美国对中国的暴露程度也有所增加。
由于中国的经济前景疲软，美国企业已推迟或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投资，导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继2022年创下历史新低后，在2023年继续下降。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美国企业时常发现他们的中国业务会受到中国的各种限制打击。虽然很多美国公司仍然认为进入中国市场对于增长至关重要，但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采取行动限制风险并找寻替代策略。
作为中国影响深远的反间谍和国家安全行动的组成部分，对跨境数据流的限制切断了离岸企业和投资者与实时金融和经济数据的联系。6月生效的中国反间谍法修正案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囊括任何涉及与中国广泛且模糊的国家安全定义有关的资料信息收集，让任何收集信息的公司都可能遭受潜在的间谍活动调查。
通过中国政策性银行获得贷款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广泛的债务困境，但中国没有提供足够的救济。中国继续搭乘多边救济计划的便车，一味拒绝向诸多陷入困境的借款人提供债务减免，削弱了美国主导的通过全面债务减免和重组以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努力。
中国正试图扩张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通过双边货币协议和互换额度鼓励参与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跨境支付体系。这些举措可以为寻求规避美国制裁的国家或他们自己提供替代性的金融架构，但还没有显著提增人民币的全球结算。

第 2 节：美中安全与外交事务

整个2023年，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了其外交政策，以抵消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负面的看法，因其支持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以及北京对印太地区邻国的侵扰。2022年摆脱零新冠封锁后，中国外交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试图安抚主要的全球合作伙伴，并将中国塑造为全球利益的贡献者。这些接触显示出语调上而非实质性的变化，主要目的是维护北京获取外国市场、技术、外国直接投资的机会及其全球影响力。北京一直在寻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洲、及欧洲各国政府的支持，以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在行动方面，北京继续努力在外交上保护俄罗斯，为其乌克兰战争提供物质支持。中俄的防务合作绝不仅限于乌克兰，两国继续在印太地区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包括核战略轰炸机巡逻——以及表面上在极地区域开展科学活动。由于俄罗斯技术工人的外流，中国还可能正在利用新的机会吸引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同时在欧洲，中共正试图破坏跨大西洋的团结，这种团结是针对北京外交政策抉择的回应。中共还继续选择性地与美国接触，同时让中国社会为持久的战略竞争作准备，甚至包括可能的战争。

今年中国采取了多项举措来重塑全球秩序。2023年6月的外交关系法为针对某些国家实施制裁和“反制措施”奠定了法律基础，如果北京认为这些国家的行为威胁到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根据该项法律，中国的条约承诺可能不再受约束。类似地，中国正寻求影响各种全球治理机构，通过推出新举措来修改支撑这些机构的规范，试图改变它们的运作模式。通过北京的全球安全倡议，中国领导人希望削弱美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中国在调解国际冲突方面的角色，并使其选择性地实施“不干涉”原则正常化。

那条不干涉原则没有适用于北京的间谍活动。2023年，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行动者针对美国和外国政府发动了多起网络间谍攻击，展示了北京网络行动日益增长的威力和危险。2023年，有媒体披露，中国自2019年以来就在古巴运营着一座情报设施，并正在商谈在那里建立一座新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一个国家支持的中国黑客组织于2023年5月渗透了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的非机密微软电子邮件服务器，这是自2008年以来首次公开且成功的中国黑客攻击内阁级官员的事件。中国不可预测且越来越多地动用其反间谍法和其它国家安全法律，对外国企业及其人员也构成新的风险。这些活动连同其它更加明目张胆的破坏稳定的活动，显示出其外交政策日益武断的趋势，所有迹象表明北京正在继续并强化这种政策。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2023年，中共高层领导人声称国家面临“极端情况”，号召中国社会坚决反对所谓的美国及其盟友勒索、遏制、打压中国的行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多次要求人民解放军作好打仗准备。伴随这种言论的是一系列战备措施，包括新近立法强调再次从军及修订中国的征兵法、将官方国防预算增加7.2%、以及新近在全国各地设立“国防动员”办公室。
中国持续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支持俄罗斯，显然认为俄罗斯作为对抗美国的合作伙伴的价值超过了站队侵略者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声誉成本。北京的外交、技术、及经济援助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重要的生命线，让其在战场上陷入困境之时尚能运转。在更远的地方，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在太平洋和极地区域开展相应的军事演习和科学任务。
中国领导层选择性地回应美国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以保持能够获取美国的市场、技术、和外国直接投资。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将双边关系恶化归咎于美国，并拒绝在重建危机沟通渠道及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等关键问题上展开合作。中国还选择性地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接触，试图离间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正推行其新的三重外交政策，即全球安全、发展、及文明倡议，以重塑有利于它的国际体系。与此同时，北京试图提升其作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形象，通过主动调解引人注目的冲突，以及继续与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进行积极的外交接触，所有这些国家都被北京视为其力图改变世界秩序的重要潜在盟友。这些努力是北京持续尽力讨好南半球国家的组成部分。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中国继续对其邻国采取高压、有时甚至是对抗的姿态。在南海，中国对声索国和过境军事力量采取攻击好斗的行动。在东亚，中国试图离间美国、日本、和韩国。与此同时，与印度边境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对于中国在太平洋岛屿争取战略影响力的作为，人们的犹疑与日俱增。
通过在柬埔寨建设新基地以及大力宣传的从苏丹撤离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举动，解放军磨练了其远征能力。与此同时，北京继续试图加强其在古巴的军事存在，据报道正在商谈建设联合军事设施，还对美国和外国政府以及众多私营机构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网络间谍行动。

第 2 章：中国破坏规则及利用开放社会的行径 / China's Efforts to Subvert Norms and Exploit Open Societies

第 1 节：法治：中国日益扩张的全球法律触及

中国正试图利用本国和其它国家的法律体系来实现一系列战略和政治目标，包括压制对该政权的批评者、拖延对窃取知识产权的中国公司的诉讼、以及攻击其他挑战中共目标的人士。与此同时，中共正试图通过提升其法律体系的效率和专业性来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尽管套用的术语和作法与法治体系相符合，但不要把这些改革与接受法治体系蕴含的原则相混淆。相反，中国的“法治”体系着眼于党能够干预裁决和达成其目标以加强控制，同时在境外适用中国法律。在国际上，中国试图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法，通过质疑既定的规范、输出其法律体系中的独裁要素、以及在空间和网络治理等新兴领域影响法律和规范的制定。这些行为对于西方的司法诚信和法治构成了独特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中国破坏有碍于北京目标的国际法；中国不断力图让国际法与其非自由价值观相吻合；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执行其国内法，尤其是刑法。作为企图在中国境外执行法律的组成部分，北京已经在国外——包括美国——派驻特工，以胁迫或骚扰中国公民。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23年4月被曝光，当时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曼哈顿下城一处未申报的海外中国“警察局”的几名人员。虽然美国可以在国内应对此类挑战，但中国持续破坏国际规则和规范——且未受惩罚——损害了人们对国际组织和条约的信心及其有效性。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中共利用法律作为工具来行使权力，而不是限制权力。党国没有将法庭视为介于平等各方之间的独立、中立的争端仲裁者，而是利用司法作为工具通过法治体系来推进其政策和政治目标。在这种构架之下，中共口头上支持明确、稳定、平等地适用法律，当这些法律产生有利于北京的结果时，中共会加以充分的利用，但一旦有损中共的利益，就会迅速脱离这套法律体系。法治没有限制党行使权力，也不追究中央领导人的责任。
中国的立法越来越多地包含域外条款，中国政府正在扩张在境外适用中国法律的能力。力图企及的范围包括域外执行中国法律——有时候东道国不知情——以及惩罚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在其它司法辖区的活动。
中共寻求将技术威权主义推向中国境外，特别是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伙伴关系及各种培训。北京鼓励这些政府购买其先进的监控技术并应用到各自国内，以使审查制度、侵犯隐私、其它专制规则正常化，同时抑制“法治”等西方盛行的概念并将其贬损为“错误的西方思想”。
中国向其它政府推销监控技术还可以为北京带来不可告人的收益：通过行使中国的法律体系赋予它的某些权力，党国可以迫使中国公司提供在那些平台上收集的其它国家的公民数据。然后党国可以基于这些数据在中国境外执行其法律，相当于为北京的国内法律赋予国际效力和适用性。通过这种方式，北京在其它国家的主权边界内为自己授予权力。
北京的法治方式给国际公司带来了危险，因为必须应对要求、期望、授权各自相互矛盾的竞争性法律体系。为遵守中国专制体系及外部民主体系的法律和监管规定，部分公司必须在中国建立分离的业务部门，甚至优先遵守某种法律制度而胜于其它。
在国际法或管理国家间关系的规则和规范中，中国积极参与其认为可以施加影响的论坛，但故意破坏与其目标相冲突的论坛和法律。对于前者，其工作重点是在国际法新兴领域制定行路规则，这些领域可能未来会产生重大的商业影响，比如网络治理和太空。
中国政府利用美国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在美国法庭对其批评者提起毫无依据的诉讼，给持不同政见者和对手带来沉重的法律负担。虽然美国的部分州有程序保障可驳回这些出于政治动机的诉讼，但尚无联邦法规可阻止中国利用美国联邦法庭来压制批评者和异见人士。

第 2 节：争夺海外人心思潮：中国的统战宣传工作

过去10年来，习总书记作出了广泛的努力，以增强中国海外感召活动的效力和影响。这些活动旨在抹黑中共的批评者，同时诱导其他人来推进其战略目标，涉及到党国内部的各种机构、以及通常——但并非总是——不知不觉在国外推进其倡议的代理人。外国的媒体、政界人士、企业、学术机构、华裔公民和居民都是北京的伤害性、攻击性、甚或非法的海外感召活动的主要目标。这些活动公然无视外国的主权和法律，远超出“软实力”和说服的范畴，涵盖针对公职人员和公职候选人的贿赂和暴力威胁；骚扰新闻界，包括涉嫌陷害个别记者从事犯罪活动；通过利用线人及威胁中国境内的家人来恐吓海外华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感召活动通常寻求破坏政治进程并操纵政治或社会活动，将促进中国利益的行动伪装成国内选民的诉求。这些诡诈可能包括在网上开展虚假信息宣传、通过幌子公司的活动拉拢国内选民、甚至威胁或惩罚那些支持北京认为对其不利之政策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虽然中国的部分伤害性海外感召活动在目标国家可能属于非法，但其它活动可能完全合法或处于法律灰色地带。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如何影响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接触是关乎政权生存的问题，也是推进国家利益的手段。党国认识到某些目标的成功——诸如中共可以无可质疑地统治中国、消除对于中共政策的批评、中共明确宣称可以外界认可的方式为海外华人说话、以及统一台湾与大陆——部分取决于外国领导人和公众的行动。中共领导人同样明白，外国政党对其作为的反应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标志性外交政策举措的有效性、外国投资、技术转让、以及自身全球形象的吸引力。
在习氏统治下，中国的海外感召活动比其前任治下更加普遍、制度化、技术更先进、且更具侵略性。中国的海外感召活动涉及到党国内部的许多行为体，遍布世界各国，不顾虑所在国的政府形式或发展水平。
中共党国日益表现出明目张胆的倾向，采取胁迫与劝说相结合的手法进行海外感召活动，其方式通常是挑战其它国家的主权或威胁居住在其境内之人的权利。北京设法在其它国家内部挑拨离间，包括在美国，在那里中国感召活动的增加已经引发了言论冲突，并导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令人不安地增多。
某些因素让各国对于中国的海外感召活动的抵御各不相同。其中包括自由民主制度是否存在，诸如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司法机构、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国内是否腐败盛行、以及该国社会对于中国的熟悉程度。
在媒体领域，中共党国意图通过鼓励正面报道、操纵当地媒体环境、压制批评声音来提升其全球形象。中国官方媒体与外国媒体之间的内容共享协议、中共资助的媒体培训计划、对当地媒体的投资、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虚假信息、以及对媒体人士进行恐吓，都是党国采取的手法以试图控制外国对于中国的报道。
在政治领域，北京寻求赋权那些奉行其认为有利政策的外国政治人物，同时阻止、威胁、或惩罚那些奉行其认为不利政策的人士。暗中影响选举进程、在别国境内侵犯公民自由、讨好现任官员、骚扰不友好的政治人物，都是中国的海外政治影响活动的标志。
在经济领域，北京试图将其它国家的商业利益与其自身的战略目标相并列，进而扭曲国内决策。在制度薄弱的国家，中国通常采取彻底的腐败手段，让推动其目标的统治精英致富。在民主国家，行业协会和商业委员会可能充当中共利益的代理人。中共还利用战略领域的商业伙伴关系来倡导有利于中国的政策。
在学术领域，中国政府竭力控制有关于中国的知识信息获取，并进而影响公众舆论干扰基于那些知识领域的政策选项。中国的感召活动会衍生出审查、恐吓、及骚扰，着眼世界各地的大学中针对中国的批评性言论。

第 3 章：中国未来经济竞争力的潜在风险 / Potential Risks to China's Futur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第 1 节：中国教育和培训下一代劳动力

中国的教育体系内存在悬殊的差距，其中包括些世界上评价最高的大学，但大环境却受困于广泛的系统性缺陷。这些悬殊差距造成并反映出的普遍性离散状态是，中国在尖端创新方面与美国竞争的能力不断增强，同时生产率的增长却不断恶化。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尤其体现在城乡地区之间，削弱了其在全国范围内培养熟练劳动力的能力。这对于美国的影响具有双面混杂性：中共党国主导的将资源投入诸如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战略领域的举措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短期的挑战，不过中国广泛存在的教育缺陷可能会阻碍其长期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

与此同时，中国可能难以维持经济增长，因其劳动力缺乏向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型的基础技能。虽然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大幅提升入学数量和产出指标，但除开最富裕的大都市区以外，该国大部分的初级、中级、职业、及高等教育机构都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其表现水平远低于人均国民收入相当的国家。中国官方统计的青年失业率飙升，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动力技能水平有限，以及相当大部分学生接受的教育和培训质量存疑。由于许多先进行业的国内培训体系薄弱，中国的领导层仍然依赖在海外接受教育的人才来实现其技术发展目标。中国教育体系中的诸如此类的挑战阻碍了在整体经济中传播可提高生产力的专业知识，造成了其整体发展水平与尖端技术进步之间的鸿沟。

中国的教育也成为在西藏和新疆镇压少数民族的工具。教育系统的特定方面，即寄宿学校和职业培训设施，是中共党国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文化灭绝运动以及在国内和全球供应链中系统性使用强迫劳动的核心组成部分。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国家的人才培养能力，但其教育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初级、中级、职业、及高等教育的课程和教学薄弱，导致部分毕业生缺乏培训就进入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中国教育体系内数量的扩张并没有伴随质量的提高。大量高中生和职业学生接受的教育质量低下，因而没有准备好融入日益知识密集型的经济；与此同时，除排名前几位的大学以外，其它大学也未能培养起学生的认知或技术技能。这些结构性问题是导致中国官方青年失业率飙升的因素之一，在党国突然停止发布之前，该失业率在2023年6月已超过21%。
尽管中国的教育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有少数大学发展成为推动全球创新的世界级学府，这对于美国的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些大学的研究中心通常充当各种平台，以推进各项产业政策目标，促进中国的诸如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
中国把资源集中于最富裕大都市区的几所顶尖大学和精选的院校，是以牺牲对全国教育系统的广泛投资为代价。即使顶尖大学培养出能够开发世界领先技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劳动力群体也可能缺乏技术能力来适应和推广应用这些创新。
全国性的高校入学考试，即高考，是中国教育体系的核心，既是某些人成功的关键，也是日益严峻的挑战根源。它对于强化记忆的注重抑制了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尽管存在缺陷，中国公众仍将其视为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也是那个财富和关系享有特权的体制中一件重要的平衡器，变身成为社会稳定的堡垒。不过，这种社会契约面临着压力。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面对的是艰难的就业市场。机会的减少导致部分学生质疑这种体制性的精英制度，进而挑战中共合法性这一核心概念。

第 2 节：财政、金融、及债务问题阻碍北京的雄心

2023年初围绕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的乐观情绪几乎消失殆尽。20年来，这种增长模式一直依赖于债务驱动的商业和住宅房地产及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结合起来创造了就业和收入，通常占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40–45%。中共的政策决定直接导致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行业的疲软和崩溃。中共的作法让国家背负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导致经济严重失衡，中国无法消费其生产的产品，而是依赖于出口导向型增长。这些结构性问题变得尖锐，给党国造成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中共相信其强大的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能够防止系统性的不稳定，因此重点限制地方债务的快速增长，而地方是某些最大的经济挑战集中之处。北京打算通过加强自上而下的控制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力求化解债务风险，同时将更多资源用于实现党的技术雄心。

中国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导致该国的总体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迅速上升，自2008年以来已翻倍还多，预计2023年将超过300%。随着困境的加剧，这种累积债务的比重被放大，因为房地产贷款违约率上升，而资产价格下降，地产销售下滑。无论北京方面的去杠杆化意图如何，其利用银行系统作为减震器来应对经济衰退和失业的能力都受到限制。其它的经济困难也与房地产相关。由于大约70%的家庭财富在房地产，房价下跌抑制了消费者的支出和信心。同时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土地使用权获得财政收入，如今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困境，因为销售量大幅下降，而新的收入来源未能实现。中国经济挑战的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质让人们质疑其投资主导模式的未来及其整体增长轨迹。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中国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来创造就业、为地方和中央政府创造收入、支持钢铁和水泥等上游产业、并广泛带动国内经济。这种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债务驱动模式现在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中国房地产行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30%——的危机已经蔓延至整个经济。房地产开发商已无力购买土地、购买建筑材料、向承包商付款、以及交付住房。50家开发商中有34家在某个时候拖欠了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其中最大的两家公司已破产或面临破产风险。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
房地产危机对地方政府收入造成严重影响。房地产开发商购买新地块的情形已经崩塌。土地出售之前大约占地方政府收入的1/3，这些收入对于教育、卫生、市政服务、及公共福利至关重要。
由于大约70%的家庭财富与房地产相关，房地产销量和价格的下降让消费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减少现有家庭债务。这反过来又加剧了通货紧缩的风险。
尽管20多年来官方声明强调提振消费的重要性，但是2022年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至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随后在2023年略有反弹。因此，中国将继续依靠出口来维持增长，从而扭曲市场并依靠世界其它国家来吸收其过剩的产出。
房地产模式的失败是系统性的，支撑该模式的融资机制面临着巨大压力。房地产贷款违约率上升伴随资产销售和价格下降，为金融体系更广泛的不稳定创造了条件。银行利润率不断下降，消费者存款利率也在不断下降，而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未申报的不良贷款负担不断增加。这些金融压力发生于中共向外国投资开放金融行业之际，增加了美国公民投资养老金和理财产品的风险。
除疫情压力以外，中共错误的政策抉择也导致该国的整体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自2008年以来翻倍还多。2023年该数字超过了300%。大部分债务在某家国有实体和另外某家国有实体之间转移，以隐藏债务规模和风险冲击。一个例子是，80%的地方政府债券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购买。
北京已表示有意解决地方债务积累问题；然而，政策选择可能会受制于金融风险以及对家庭、外国投资者情绪、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收入的不稳定影响。

第 4 章：中国寻求军事上的影响力和先进性能 / China Seeking Military Influence and Advanced Capabilities

第 1 节：中国与外国军队的关系

中国利用解放军的活动以及与外国军队的关系来塑造其作为国际安全伙伴的正面形象，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追求军事、外交政策、及经济方面的利益。中国的领导层与外国安全部队协同操作一系列军事活动，包括双边和多边会议、职能交流、港口访问、演习、及军售。它还利用军事交流来寻求与战斗相关的技能、练习军队投送能力、并收集情报。解放军的大部分战斗和作战支援训练演习都是与其“无限制”伙伴俄罗斯在双边和多边场合进行，此外还通过参加与美国盟友和伙伴的演习来获得经验。中国设法利用与其印太邻国表面上“合作”的军事接触，来阻止他们抵制其在该地区追求自身利益的好斗行为。虽然中国的军事外交正在扩张，但美国在创建伙伴能力方面仍保持着关键性的强项和优势，仍然是寻求安全合作的首选伙伴。

中共将其军队视为一件工具，不仅服务于战争目标，还在和平时期用来影响外交、经济、及安全状况，且习近平一直在寻求增强解放军的国际影响力。扩大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被视为机会，北京籍以明确提出自己可以作为替代美国的安全伙伴。中国的对外军事交往着眼于对关键经济区域的合作伙伴施加影响。比如，中国参与联合国在某些非洲国家的维和行动，顺应其加大对能源和关键矿产的投资。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4大军事装备出口国，已扩展了其全球武器客户群，从“末选供应商”转变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国防产业者，提高了出口武器的质量。对外军事关系是美中竞争可能加剧的领域，中国会继续利用国际军事互动来推销其通过其它方式宣传的描述美国意图和战略目标的虚假内容。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中国与外国军队的许多互动都是围绕着破坏美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解放军在双边和多边军事活动中向外国同行传递的信息旨在通过贬低美国来提升中国的声誉。
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军事伙伴，他们之间的关系符合中国的多项利益，诸如发出针对美国的战略团结信号、破坏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练习与战斗相关的军事技能、以及获取先进技术。在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期间，中国和俄罗斯继续进行双边联合演习，并且联合伊朗和上海合作组织其它成员国共同演习。
中国与外国同行的军事演习符合习氏对军队增强战斗力的要求。解放军利用双边和多边演习来开展日益现场化、实战化的训练，诸如实弹演练、模拟作战、防空作战、及各种打击行动。解放军还寻求相关的作战保障能力，比如通讯、后勤、生存技能、军事医学、及其它基本军事技能。此外还获得了额外的收益，包括在交流期间锻炼各种技能，以支持军力投送及收集军事情报。
中国利用与邻国军队表面上的合作来推动其在该地区的计划得到更大程度的默许。虽然如此，某些时候中国损害了自己的努力，因其持续针对这些军队采取攻击行为，比如在南海骚扰其所谓“伙伴”的船只。
中国与外国军队开展的许多活动，包括演习以及国际军事教导和训练，对于外国伙伴的军事能力发展作用甚微。美国在这些领域保持着强大的优势，缘于其项目的质量以及专注于创建合作伙伴能力，而中国难以复制。

第 2 节：武器、技术、及出口管制

中国过去20年快速的军事现代化表明其不仅作为“快速追随者”取得了成功，而且目前在多项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力求“超越”美国取得军事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事实上的军备竞赛，解放军正在为公开对抗的可能性作准备。如果中国在水下战争和太空领域超越长期占据优势的美国，并在人工智能领域确立起决定性的领先地位，那么亚洲和全球的力量平衡可能会发生巨大改变。但中国能否成为国防技术的全球领先者仍然是个未知数，取决于它可以何种速度解决自身在人力资本和某些制造技术等领域的不足。北京所作尝试的一个潜在促进因素是其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可能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分享其最有价值的国防技术，特别是与水下战争相关的技术，因其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而越来越被世界孤立。

中国军事领导人认为人工智能不可避免地会应用于战争。虽然美国军队在多项人工智能应用（比如空中领域）方面领先解放军，但解放军一直专注于新技术，在计算机视觉和自主水下航行器项目上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这些是战争中潜在的范式转变进步，具有广泛的影响。举例来讲，人工智能在水下航行器方面的进步，加上中国对卫星光学雷达和测距技术的加速研究，可以让中国能够定位深达500米处的潜艇。这些投入可能会抵消掉美国在海底领域的长期优势，恰逢美国正在退役多艘老化潜艇，而更替速度不及，让美国的高级军事官员和专家表示担心。

此外，中国的军事人工智能公司还利用美国技术为解放军制造产品。中国的许多非国有军事人工智能公司也以民用非国有技术公司的身份运营，避免了援助敌方军队会招致的审查和制裁。许多时候都吸收了美国的技术进步——有时候还吸收了美国的资金——用于他们的开发。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中共渴望在国防技术上将中国从“快速追随者”转变为世界领先者。党的领导人表示，在关键战争领域赶超美国的动力，源自于关键技术上自力更生的需要，以及模式上从复制外国技术向原始创新的转变。
中国的军工联合体打造出各种优质的现代武器系统，让解放军日渐能够挑战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中国还在研发天基核武器，这种武器有可能凭借新的全球打击能力威胁美国本土，并且正在开发可能导致战争范式转变的前沿技术。尽管其国防工业由国有垄断企业主导且效率低下，但它还是在努力。
中国在导弹和太空技术上已经是世界领先者，美国更严厉的出口管制也不大可能在这些领域对中国未来的创新产生影响。中国庞大的常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库存量已经限制了美国在第2岛链内自由行动的能力。北京对天基核武器的研发以及低当量弹头的潜在进展也可能使美国的威慑复杂化，因为解放军可以更灵活地对该地区的美军威胁使用或有限度地使用核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潜艇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大力投资反潜战能力，以削弱美国在水下战方面的长期优势。目前中国的水下作战技术面临的限制包括载人核潜艇的静音技术以及小型水下航行器的推进系统。不过，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到中国在此领域赶上美国的速度。
中国的军民融合计划利用商业进步，在人工智能的国防应用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投资和采购模式表明，解放军的目标是使用人工智能武器系统来对抗美国的特定优势并瞄准美国的弱点。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已大幅扩展，但目前在执行上面临重大障碍。军民融合对出口管制提出了独特的挑战，需要重新关注军民两用技术，特别是在当前的多边体制中，这些体制主要侧重于阻止现有军事技术的传播，而不是阻止新技术的开发。
当前的投资限制不足以遏止美国和外国的技术、专业知识、及资本流入中国的国防领域。资本和技术流动通常伴随着技术专长、管理智慧、业务网络——这些因素针对最终目标用户更难以控制。这些无形的收益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建立起现有审查机制未覆盖的运营能力，并且美国政府对这些方面的觉察有限。

第 5 章：与欧洲、台湾、香港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Europe, Taiwan, and Hong Kong

第 1 节：欧中关系；跨大西洋合作的趋同和分歧

欧洲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近25%及世界人口的10%，与中国和美国都有着深厚的经济联系。因此，那片大陆成为美中地缘战略竞争的焦点。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影响着美国政策的范围和效力，其中包括限制美国对中国的接触和依赖、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欧洲最终必须面对并缓减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构成的战略影响，同时平衡其经济上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就美国而言，则可能会面临中国行动对欧洲市场和安全考量的影响、以及欧洲政府对华政策反应的潜在溢出效应所产生的后果。

中国将欧洲视为支撑其经济崛起以及其它政治和地缘战略目标的重要地区——但同时也越来越抵制其行动并与美国进一步趋同。经济上，中国正在扩展对欧洲的胁迫能力，籍由投资于关键基础设施，包括物流网络、港口、及5G容量。中国还寻求扩大与欧盟单一市场和成员国经济体的贸易额，扩大中国在欧洲的市场准入。不过，如同发生在美国那样，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损害了欧洲的竞争力，因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造成了市场扭曲。政治上，中国寻求在欧洲内部的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之间制造分裂，破坏欧盟的权威，同时抬举与中国观点一致的个别国家。除卖力搅动紧张局势以外，中国还利用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不同观点，为各国提供参与欧盟之外的替代方案。此外还利用其广泛的经济联系在各个欧洲国家内部制造争斗诱因，以降低他们通过国家政策应对中国的能力和意愿。

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持续无视、日益咄咄逼人的经济行为、以及支持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对欧洲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构成了直接风险。鉴于这些挑战，欧盟及其大多数成员国正在将对中国的评估从经济伙伴转变为多层面的体制性竞争对手，为美国和欧洲在处理中国问题的方法上创造了更大的趋同性。不过仍然存在重大的差异，欧洲作法的多样性让中国有机会通过选择性地与成员国接触来破坏欧盟的行动。与此同时，欧盟的许多经济政策未能充分应对中国的作法，也给美国带来了挑战。在欧洲台湾也是一个日益重要的话题；不过，欧洲各国政府和公众尚未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攻击可能对他们的利益造成何种威胁，以及该如何应对。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中国的政策给欧盟和欧洲各国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安全挑战。不平衡的贸易连同中国在那片大陆上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削弱了经济安全，让欧洲国家容易受到中国的经济胁迫。中国设法干预和煽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治分裂，手段包括媒体影响、虚假信息宣传、颠覆欧盟机构、胁迫个别成员国和政策制定者、以及给予不平衡的经济激励。中国还通过向俄罗斯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来破坏欧洲安全。
欧盟和欧洲各国对中国的战略评估正在迅速转变，从主要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政策伙伴和地理位置遥远的经济竞争对手，逐渐转变成将其视为活跃在欧洲的体制性竞争对手。这种转变正在使欧洲的政策方针与美国更加趋同，特别是涉及到中国构成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威胁，源于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以及对敏感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战略性投资。
欧盟国家之间和内部观点的多样性导致共识的形成缓慢，可能限制欧盟的对华整体政策方针产生根本性改变的范围、速度、和深度。欧洲作法的这种复杂性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并限制与欧盟可行的政策合作空间。
欧洲是美中地缘战略竞争的重要场所。跟美国一样，欧盟也在努力增强其经济韧性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虽然欧盟正在开发些经济工具以对冲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经济胁迫，但这些工具通常是自愿性质，且范围比美国的相应机制更窄，从而限制了跨大西洋协同的有效性。欧盟和美国在经济政策上的重大分歧，包括优惠补贴方面的分歧，也使对华政策协调变得复杂。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增强了欧洲各国政府对于中国挑战的关注。北京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俄罗斯的支持凸显出中国在多个问题领域对欧洲国家构成的威胁，包括利用虚假信息以及乐于向其它敌对性、侵略性国家提供外交、经济、及军事援助。同时也让人们关注到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脆弱性，比如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和供应链风险、以及台湾海峡冲突的潜在经济成本。
中国领导层察觉到其在欧洲的经济、地缘战略、及政治目标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包括与欧盟和各个欧洲经济体在经济上的竞争加剧、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协作加强、欧洲各国政府对俄罗斯的看法日趋强硬、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渐关注基于价值观的对华政策。对于阻止美国与其欧洲盟国进一步趋同，中国领导人变得更加悲观，决定接受其与欧盟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受到些损害，以维持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将给欧盟和欧洲各国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战略后果。虽然在欧洲台湾是个日益重要的话题，但就其自身利益以及对于中国可能侵略台湾而引发的冲突须采取的潜在应对措施，欧洲各国政府和公众尚未达成明确的结论。尽管台湾与欧洲之间的关系不断加深，欧盟和各国政府都发表声明支持台湾海峡稳定，但欧洲的对台政策仍然缺乏连贯性，削弱了这些积极措施发挥威慑作用的程度。

第 2 节：台湾

2023年，中国加速对台湾施加多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及资讯压力，持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北京可能发动军事侵略。北京的胁迫意在影响2024年1月的总统选举结果。蔡英文总统的政府继续采取措施，让台湾免受这些胁迫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在安全和经济领域；不过，这些措施的效果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显现出来。台湾的军队改革以及努力根除与选举相关的虚假信息正在增强这座岛屿的韧性，即使解放军加强了灰色地带活动以及可能引发军事行动的演练。尽管全球的半导体需求下降，并且北京方面再次采用惩罚手段来影响即将举行的选举，但台湾的经济仍然保持稳定。去年，台湾寻求通过新举措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借助拜登政府宣布减少授权环节以加速武器转让以及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联系。

政治上，北京继续以虚假信息和统战工作针对台湾，以扩大社会分歧并打击选民士气。台湾民众压倒性地拒绝中共的“一国两制”框架，4名主要候选人中没有人赞成在那种模式下迈进。经济上，中国在台湾大选前继续加大对其施压力度，颁布了新的针对该岛产品的进口禁令，并启动了一项调查，旨在对两岸贸易和投资的未来稳定性提出质疑。在国际上，中国继续竭力孤立台湾。面对北京持续投入大量资源来破坏其地位，台湾放弃了之前与中国的金钱外交直接竞争的作法。作为替代，台湾对合作伙伴采取量身定制的方式，并通过突显其关键产业及其作为民主灯塔的作用，寻求加强与广泛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安全方面，2023年解放军扩大了在台湾周边空域和水域的挑衅行动，几乎每天都侵犯该岛的防空识别区（ADIZ），试图正常化其存在。中国与政府相关的几家显眼的智库也在研究乌克兰战争对台湾潜在冲突的影响、以及美国威慑战略的教训。中国的学者已注意到诸如无人机和星链卫星等军民两用技术的有效施用，以及美国利用其情报能力影响入侵前的信息环境并增强乌克兰的军事效能。2023年台湾还宣布了多项军事改革，包括重构其征兵制度以及未来的采购优先事项，以增强防御能力。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在2024年大选前夕，北京正在加速对台湾进行多方面的胁迫行动。解放军继续增加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延续过去5年来加强军事胁迫的趋势，反映出冲突风险不断上升。
台湾的4名主要总统候选人尽力将各自的对华政策区分开来，同时调整自己的立场以反映岛内选民的普遍共识。台湾选民以压倒性多数拒绝了中共的“一国两制”框架，主要候选人中无人赞成在那种模式下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台湾军方继续发展其能力以抵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宣布了加强训练和装备的各项计划。台湾继续提高其操控美国提供的先进武器的熟练程度，并正在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台湾军方已开始改革其现役兵员训练，并将义务兵役期从4个月延长至1年。
北京加大了经济施压力度，继续有针对性地禁止进口，并威胁要取消已有数十年之久的两岸贸易优惠安排。全球对其主要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导致台湾经济在2023年初短时陷入衰退，引发人们担忧其经济虽然已经企稳，但可能仍然容易受到经济胁迫的影响。

第 3 节：香港

香港现在处于大陆的控制之下。北京继续根据内地的喜好调整香港的机构，并消除了曾经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中国中央政府安插了忠诚的法官，任命领导人担任关键职务，从而对国家安全法（NSL）进行最严格的讲解。香港在其管辖范围之外执行国家安全法的举动也表明，内地更强大的影响力正在摧毁其法律体系。北京过度专制的影响正在迫使更多香港人离开那片土地。选择留下来的人必须决定是进行自我审查，还是冒着出于政治动机的法律诉讼风险，去支持曾经受法律保护且在特别行政区普遍存在的活动。随着这些外籍人士和香港人前往新加坡等其它区域中心，大陆的人力资本和投资日渐主导香港的商业环境，巩固了香港作为中国城市而非国际城市的地位。

虽然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作用有所下降，但该地区对于北京的经济雄心仍然很重要，特别是其力图将大陆与国际金融市场连接起来。据报道，香港还成为将美国技术转移到俄罗斯的转运中心，而驻香港的公司也联合中国共同援助俄罗斯的技术供应链。

香港司法堕落的程度可以在对于黎智英、香港47人案、和其他许多人的审判中看到。这些案件是公民自由彻底受到侵蚀的例子，足以说明中国将来会在香港执行国家安全法。香港的信仰团体、工会、记者同样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压制和胁迫，参与公民社会的能力也受到限制。

关键性的调查结果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是北京维护中共利益的执行者，颠翻了该地区曾经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中共现在控制着香港的政治、司法、宗教、及教育系统。
根据国家安全法，北京中央政府有权干预其认为包含“棘手”问题或者确定该地无法自行处理好的任何法律案件。
香港政府目前正试图扩大其触及范围，采取域外执法方式。它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海外人士提出指控，悬赏抓捕某些海外民主活动人士，并试图恐吓他们的家人。
今年香港的公民社会进一步被削弱，由于北京对宗教组织、劳工权利、及新闻界的限制，导致部分机构选择解散，而不是屈从于新出台的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的限制。
面对国际企业和人力资本的持续撤离，香港正在寻求吸引中国内地企业和人才，以提振其疲软的本土经济。中国的公民和企业喷涌进入香港的劳动力群体和经济当中，强化了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北京力图恢复香港国际形象的努力只是表面功夫，纯粹是为了吸引外国企业。

The Commission’s Key Recommendations / 委员会的关键性建议

委员会认为其向国会提出的30项建议中有10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完整的建议清单见第697页的报告结论。

委员会建议：

国会考虑立法建立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框架，让投资者更透明地知悉上市公司在中国面临的风险。该框架涵盖的因素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在中国的总资产所占的百分比、与中国公司的合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的研究开发的数额和性质、与中共相关联的公司决策人员的影响力。
国会建立一套风险矩阵框架，用来评估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为消除或减轻威胁评估矩阵中识别的风险，国会应考虑动用所有的贸易工具，包括关税。
国会指令美国国防部（DOD）与欧洲伙伴合作，保护美国的军事装备、物资、及人员流动免受中国的监视，涵盖中国的国家运输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LOGINK)，以及由中共或中国政府控制、是其附属、或受其管辖的任何其它物流平台，或任何与前述系统共享数据的物流平台。与欧洲合作伙伴的协调应该包括：
- 确定目前正在使用或打算使用来自中国或其它不放心国家的运输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或类似系统的北约国家港口；
- 评估美国军方当前和过去通过运输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或类似系统遭受中国监控的潜在暴露程度，以及此类暴露对于美国的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
- 识别和评估采用替代运输路线的可行性，经由那些目前未使用或不打算使用运输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或类似系统的港口，包括识别因尝试避免暴露于那套系统而可能对美国的军事计划、活动、及迁移造成的任何风险；以及
- 采取联合措施以减轻欧洲港口暴露于运输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及类似系统的已识别风险。
为应对中国政府支持的对美国的影响和干涉，国会可对1965年“高等教育法案”作如下修改：
- 要求美国教育部对于该法案第117节规定的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外国礼品和合同披露，将其与美国联邦执法机构、情报机构、其它相关机构共享，包括但不限于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此类信息共享应该包括至少追溯到10年前或国会确定的时间段以内的礼品和合同，以及将来向该部门披露的所有礼品和合同。
- 指令开展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牵头的跨机构审查，评估第117节的数据，以确定美国大学和学院收到的源自中国和香港的资金所带来的风险。跨机构调查结果应该报告给国会，并告知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可能暂停联邦资金，以减轻美国大学和学院继续收取来自中国的资金所衍生的风险。
- 对于追溯性添加外国礼物或合同披露信息或修改过往条目的情形，要求大学和学院在其第117节报告中纳入相对应的时间，并规定对于逾期报告的处罚。处罚可能包括在连续或非连续3年内失去联邦财政资助，如果未披露的礼品或合同超过当前设定的$250,000美元门槛。
- 指令美国教育部评估当前$250,000美元的报告门槛是否适当，方法是研究美国大学和学院各学科收到或签署的外国礼物和合同的平均金额，并确定对于国会认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学科项目，门槛是否需要进行调整。该项研究还应该包括分析过去10年美国大学和学院收到的源自中国和香港的礼品和合同的金额、集中点、及潜在影响。
国会颁布立法，处理中国政府或其代理人发起的政治性压制诉讼，这些诉讼试图压制、恐吓参与政治或其它公众活动以行使受保护权利的各方，或让其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此类立法将制定一项程序，以快速驳回此类诉讼，并搁置昂贵的证据开示环节，直到法院对诉讼真相作出定性决定。
国会要求综合问责署在180天内完成评估最近实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法规的有效性，该法规旨在阻止中国获得或发展某些先进半导体的制造能力。报告应包括评估来自主要盟国政府以及美国和外国公司的合作程度，以及评估中国通过发展自身能力来规避这些管控或消除其有效性的努力。这项评估应准备用于公开发布，但可以包括机密附件。该报告应该每年更新。
国会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对美国公司的投资，如果这些投资可能支持外国获取实现其技术自给自足的能力、或者以其它方式损害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包括：
- 潜在对手的产业政策优先考虑的技术领域内的投资，比如关联于中国的第14个5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以及其它相关项目；
- 对已获得美国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其它美国政府部分资助的美国公司的投资，这些公司的项目对于国家安全和竞争力至关重要；以及
- 其它投资，如果可能获得特许接触到对于维持美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专业知识、商业网络、及生产方法。
国会设立一个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头的跨部门小组，创建一个公共数据库，以协助美国的公司、大学、个人对潜在的中国商业或学术合作伙伴进行尽职调查。该数据库应能让用户看出中国的军方、统战部、情报机构、安全机构可能如何与中国的公司、投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及大学牵连起来。
国会应指令美国国防部将台湾军队的训练扩展到美国境内，以便熟悉已订购但尚未交付给台湾的武器系统，从而在交付后即可让其快速掌握那些系统。国会应授权国防部让台湾的常设观察小组驻扎在美国的训练设施和基地，以观察和参与此类训练。
国会指令政府与欧洲盟友进行商讨，着眼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对抗、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升级、或其它突发事件出现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计划和准备。国会还须指令政府就这些商讨的进展与国会进行磋商。

Comprehensive List of the Commission’s Recommendations / 委员会建议的综合清单

第 2 章：中国破坏规则及利用开放社会的行径 / China's Efforts to Subvert Norms and Exploit Open Societies

第 1 节：法治：中国日益扩张的全球法律触及

委员会建议：

国会颁布立法，处理中国政府或其代理人发起的政治性压制诉讼，这些诉讼试图压制、恐吓参与政治或其它公众活动以行使受保护权利的各方，或让其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此类立法将制定一项程序，以快速驳回此类诉讼，并搁置昂贵的证据开示环节，直到法院对诉讼真相作出定性决定。
国会通过立法，要求美国司法会议为美国法庭和行政人员准备一份关于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律主体的评估和指南，目的是协助法庭鉴定辨识中国的判决、审判地的变更、法律的选择、不便于审理的法院问讯。

第 2 节：争夺海外人心思潮：中国的统战宣传工作

委员会建议：

为应对中国政府支持的对美国的影响和干涉，国会可对1965年“高等教育法案”作如下修改：
- 要求美国教育部对于该法案第117节规定的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外国礼品和合同披露，将其与美国联邦执法机构、情报机构、其它相关机构共享，包括但不限于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此类信息共享应该包括至少追溯到10年前或国会确定的时间段以内的礼品和合同，以及将来向该部门披露的所有礼品和合同。
- 指令开展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牵头的跨机构审查，评估第117节的数据，以确定美国大学和学院收到的源自中国和香港的资金所带来的风险。跨机构调查结果应该报告给国会，并告知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可能暂停联邦资金，以减轻美国大学和学院继续收取来自中国的资金所衍生的风险。
- 对于追溯性添加外国礼物或合同披露信息或修改过往条目的情形，要求大学和学院在其第117节报告中纳入相对应的时间，并规定对于逾期报告的处罚。处罚可能包括在连续或非连续3年内失去联邦财政资助，如果未披露的礼品或合同超过当前设定的$250,000美元门槛。
- 指令美国教育部评估当前$250,000美元的报告门槛是否适当，方法是研究美国大学和学院各学科收到或签署的外国礼物和合同的平均金额，并确定对于国会认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学科项目，门槛是否需要进行调整。该项研究还应该包括分析过去10年美国大学和学院收到的源自中国和香港的礼品和合同的金额、集中点、及潜在影响。
国会通过立法，修订“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扩展“涵盖交易”的定义，将“研究合同”包括在内。根据扩展后的定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应该有权审查中国实体以合同形式对美国教育系统进行的投资。包括外国承包组织和美国机构在内的交易各方，应该在合同开始日期之前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交一份联合声明。这项立法通过后，“高等教育法案”第117节的报告要求应该相应作调整，将美国大学和学院收到的外国礼品纳入其中，从而有效地将接收和监督收集外国研究合同报告的行政权力转移给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国会修订“游说披露法案”，要求那些雇佣有注册为游说者之人的国内协会，比如行业或贸易协会，公开披露来自中国和其它不放心国家的实体及其美国附属公司的任何捐款或会员供款。
国会支持在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下设立一家新机构，在国际上以中文、英文、和其它语言整合和传播新闻内容，宣传关于中国的基于事实的信息，对抗中共的全球信息操纵。该机构可以促进与国际新闻工作者和媒体的合作，提供独立无偏见的内容，特别针对中国政府和政府资助的实体试图抹黑美国和自由民主价值观并宣扬关于中国的虚假描述。这项数字服务将：
- 管理和重新包装美国全球媒体署的每日最佳内容，以普通话和英语向中国正在大力宣扬其价值观并试图抹黑美国的世界各国提供未经审查的与中国相关的新闻；以及
- 通过多种平台和多边手段吸引受众和合作伙伴，以促进负责任和基于事实的新闻报道。
国会设立一个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头的跨部门小组，创建一个公共数据库，以协助美国的公司、大学、个人对潜在的中国商业或学术合作伙伴进行尽职调查。该数据库应能让用户看出中国的军方、统战部、情报机构、安全机构可能如何与中国的公司、投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及大学牵连起来。
国会指令美国国务院与商务部和贸易发展署协调，每两年一次公开评估中国的贷款和其它金融活动对“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影响，并推荐通过美国的外交和规划性接触应对中国活动影响的最佳作法。
- 此项评估应该考虑这些活动对于受援国的腐败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等问题。
- 根据报告的调查结果，国会要求美国国务院与发展金融公司、贸易发展署、其它相关机构协调，与欧盟合作制定统一的方法，以应对中国借“一带一路”倡议在第三国开展活动所造成的影响。
国会应该考虑立法限制，以解决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引发的国家安全和系统性风险。
国会应该要求美国国务院，如果外国学生代表外国的情报、安全、执法、或政党当局或者向其报告，监督任何其他学生的法定或政治言论，或者威胁这样做，那么须将此情形作为撤销学生签证的理由。国务院应当制定适当的证据资料出处和标准适用于签证撤销。

第 3 章：中国未来经济竞争力的潜在风险 / Potential Risks to China's Futur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第 1 节：中国教育和培训下一代劳动力

委员会建议：

国会要求政府问责办公室提交一份报告，评估信息共享的互惠性质，包括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数据库访问和科学合作。该报告应包括美国的学者和专家访问正在中国进行的研究活动、项目、研讨会、其它科技活动数据的信息；还应该评估那些合作和活动所提供的信息和价值，与中国研究人员在国际会议和场所或在美国可获得的是否相当。

第 2 节：财政、金融、及债务问题阻碍北京的雄心

委员会建议：

为打击中国出口商逃避关税的行为，国会可修改2015年“执行和保护法案”中贸易救济法索赔的调查程序，以涵盖依据2018年301调查结果须缴纳关税的商品，该调查系针对中国的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及创新相关的规定、政策、及作法。
国会考虑立法建立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框架，让投资者更透明地知悉上市公司在中国面临的风险。该框架涵盖的因素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在中国的总资产所占的百分比、与中国公司的合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的研究开发的数额和性质、与中共相关联的公司决策人员的影响力。
联合经济委员会应该考虑，恢复编写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中共经济政策决定的非机密年度报告。该报告可利用美国政府各部门的专业知识，包括情报界相关机构的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对开源和机密的数据和分析再作剖析。
国会考虑立法，要求包括美联储在内的联邦金融部门，向银行和投资机构索取关于其在中国的风险敞口和参与情况的具体信息。此类信息应包括他们在中国境内提供的任何理财产品、以及他们可能直接或间接出售给美国公民的中国投资工具。

第 4 章：中国寻求军事上的影响力和先进性能 / China Seeking Military Influence and Advanced Capabilities

第 1 节：中国与外国军队的关系

委员会建议：

国会要求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在180天内向国会的相关委员会提供一份机密简报，说明中国培养和训练外国军事人员的活动。简报应说明中国的计划如何影响美国的利益，包括：(a) 外国军事伙伴对于中国的安全协助和培训计划的价值评估；及 (b) 美国所提供的军事培养和训练项目的规模和内容是否足以维持美国作为首选合作伙伴的地位。
国会要求美国国防部在18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以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01节拟定的国防部与解放军接触的限制为基础，详细介绍国防部正在采取的减轻风险的措施，以避免解放军通过与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军事互动而间接知悉美国军队的装备和作战策略、各项技术和程序。报告应该识别出存在的任何障碍，以确保合作伙伴充分认识到这些风险，并进行必要的后续和最终效用追踪以确保合规。

第 2 节：武器、技术、及出口管制

委员会建议：

国会举行听证，评估建立单一出口许可制度的可能性。那套系统可整合商业管制清单（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管理的军民两用技术许可制度）和美国军火清单（美国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委员会管理的军备许可制度）。在评估单一许可制度时，国会应该考虑：
- 单一许可制度是否可以更好地执行针对特定最终用户的出口管制，特别是那些企业所有权和商业关系透明度较差的管辖区域，比如中国；
- 合并许可制度的潜在商业影响，包括如何减轻行业的合规负担又不会危及国家安全；
- 合并系统中应该列入哪些技术，如何整合适当的技术专业知识，以不断调整对于军民两用的新兴和基础技术的控制范围；
- 那套系统应该设置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哪个位置，如何在不同机构关联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协调；以及
- 如何向国务院和其它相关机构提供适当的信息和授权，以支持多边出口管制，促进美国的安全、外交政策、及经济竞争力。
国会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对美国公司的投资，如果这些投资可能支持外国获取实现其技术自给自足的能力、或者以其它方式损害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包括：
- 潜在对手的产业政策优先考虑的技术领域内的投资，比如关联于中国的第14个5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以及其它相关项目；
- 对已获得美国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其它美国政府部分资助的美国公司的投资，这些公司的项目对于国家安全和竞争力至关重要；以及
- 其它投资，如果可能获得特许接触到对于维持美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专业知识、商业网络、及生产方法。
国会建立一套风险矩阵框架，用来评估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为消除或减轻威胁评估矩阵中识别的风险，国会应考虑动用所有的贸易工具，包括关税。
国会要求综合问责署在180天内完成评估最近实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法规的有效性，该法规旨在阻止中国获得或发展某些先进半导体的制造能力。报告应包括评估来自主要盟国政府以及美国和外国公司的合作程度，以及评估中国通过发展自身能力来规避这些管控或消除其有效性的努力。这项评估应准备用于公开发布，但可以包括机密附件。该报告应该每年更新。

第 5 章：与欧洲、台湾、香港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Europe, Taiwan, and Hong Kong

第 1 节：欧中关系；跨大西洋合作的趋同和分歧

委员会建议：

国会指令美国国防部与欧洲伙伴合作，保护美国的军事装备、物资、及人员流动免受中国的监视，涵盖中国的国家运输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以及由中共或中国政府控制、是其附属、或受其管辖的任何其它物流平台，或任何与前述系统共享数据的物流平台。与欧洲合作伙伴的协调应该包括：
- 确定目前正在使用或打算使用来自中国或其它不放心国家的运输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或类似系统的北约国家港口；
- 评估美国军方当前和过去通过运输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或类似系统遭受中国监控的潜在暴露程度，以及此类暴露对于美国的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
- 识别和评估采用替代运输路线的可行性，经由那些目前未使用或不打算使用运输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或类似系统的港口，包括识别因尝试避免暴露于那套系统而可能对美国的军事计划、活动、及迁移造成的任何风险；以及
- 采取联合措施以减轻欧洲港口暴露于运输和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及类似系统的已识别风险。
国会指令政府与欧洲盟友进行商讨，着眼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对抗、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升级、或其它突发事件出现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计划和准备。国会还须指令政府就这些商讨的进展与国会进行磋商。
国会指令美国贸易和发展署、发展金融公司、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报告他们如何将推广美国支持的技术标准纳入美国资助的海外开发项目或技术援助。
国会指令政府建立一套安全的电动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籍由考虑立法来促进美国-欧盟-英国在下述方面的协调：
- 提高或维持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相关投入物和技术的关税；以及
- 促进电动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供应链多元化和适应力。

第 2 节：台湾

委员会建议：

国会应指令美国国防部将台湾军队的训练扩展到美国境内，以便熟悉已订购但尚未交付给台湾的武器系统，从而在交付后即可让其快速掌握那些系统。国会应授权国防部让台湾的常设观察小组驻扎在美国的训练设施和基地，以观察和参与此类训练。
国会应该通过立法，建立一个由美国和台湾联合运营的“卓越中心”，以发现、分析、反击中国针对台湾的虚假信息和攻击性网络行动。这个中心可以效仿北约的网络防御合作卓越中心，通过教育、培训、探讨来促进关于虚假信息和网络安全的合作、能力、及信息共享。
国会指令美国国务院及相关机构编写一份非机密报告，审查解放军封锁和/或隔离台湾的可能经济影响。该报告应设法评估每种情形下的后述事项：(1)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对全球贸易和产出的影响；(2) 受持续封锁影响最严重的10大行业；以及 (3) 该行动对7国集团中各国经济的预期影响。

第 3 节：香港

委员会建议：

国会指令美国国务院在“香港自治法案”要求的年度报告中纳入香港政府限制移居海外者接触其原有金融账户的信息，包括源于政府管理的强制公积金（MPF）养老计划。根据报告的调查结果，政府应根据2020年“香港自治法案”的授权，对参与限制移民自由的个人实施制裁。国会还可以考虑进一步采取措施，防止参与管理香港人资金的美国金融机构协助侵犯移民自由，遵照香港政府的命令扣留合法所有者的养老金。
国会修订“香港自治法案”，在规定的年度报告内容中增加对香港司法独立限制的评估。具体而言，该项评估应该评判行政长官或代表中国政府的任何其它机构是否对香港的司法体系施加不当影响，侵犯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公平和独立的审判权利。根据报告的调查结果，国会可根据2020年“香港自治法案”的授权，对在香港司法机构任职的相关个人实施制裁，包括在香港终审法院任职的外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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